摘要：本文重点探讨黄源深在语言教学研究上的重要思想和成就：（1）参与制定2000年《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重点阐释新大纲对人才培养规定的五大具体内容；（2）强调外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重要性，并提出英语专业课程改革的方案和具体措施；（3）指出阅读与写作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要作用，反对阅读即做选择题的做法；（4）积极提倡英语课外学习；（5）提出高等师范院校在编写英语专业教材时遵循的原则；（6）大胆批判社会上流行的“英语无用”等一些错误言论，指出要继续深化英语教学改革，提高英语教学的有效性；（7）出版一系列翻译作品和论著，其中一些重要思想汇集成《译海拾零》。最后，介绍了黄源深在人才培养工作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关键词:黄源深；语言教学；思辨能力；阅读与写作；教材编写

作者简介： 
胡壮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

1979年1月，乘改革开放之东风，我与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黄源深等九位英语教师，由教育部指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胡文仲教授的带领下，共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进修，并从此结下深厚友谊。转眼之间，2020年源深兄80大寿，谨在此先表祝贺。据悉，上海学术界原筹划在今年5月份召开“黄源深学术思想研讨会”，因疫情受阻。感谢《当代外语研究》主编杨枫教授大力支持，开辟专栏，使我们得以讨论源深教授的学术思想。

1. 关于《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的修订

源深教授曾多次被教育部聘为中国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参与2000年《高等院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简称《大纲》）的制定。源深教授总结新大纲的新意有三：（1）明确提出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2）阐明了21世纪人才的规格。（3）精心设计了培养21世纪人才所需要的课程。从事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老师都会认同这些新意至今仍有指导作用。源深教授还曾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黄源深 2011）。

在《大纲》修订过程中，源深教授首先阐明之所以要提出复合型人才的理念，是基于对新时代的认识和对就业市场调查的结果。一方面，21世纪是一个高科技时代、信息化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口径宽、适应性强，有相当应用能力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这些都是基于对就业市场的调查。

新大纲针对人才培养规定了五项具体内容，即“这些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对此，源深教授明确指出这五个方面密不可分。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是外语人才的安身立命之本；宽广的知识面是21世纪学科间渗透和融合对外语人才提出的新要求；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有助于提高外语人才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强的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是外语人才生存、发展和出成果的重要保证；较高的素质，尤其是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上述诸方面的先决条件。扎实的语言基本功是外语人才的“看家本领”，体现了外语人才突出的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特色，没有特色就没有生命力，也就失去了社会竞争能力。

在课程设置上，源深教授提出不仅要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更要扭转教师的传统认识，如教师往往关注微观的知识传授和技能操练，却容易忽略学生宏观掌握学科所需的总体知识结构，并缺乏对学生必要的相关指导。在此基础上，学生和教师应加强课外知识的接触和培训。只有在打破“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基础上，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2. 思辨能力

一般来说，人们在讨论具体外语教学时，都会涉及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我发现源深教授能通过具体教学，发现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思辨能力的培养。思辨能力既表现在学生身上，也见之于许多教师的现实表现。例如，学生在回答问题或听讲座时，常常会脑子一片空白，提不出问题，或无话可说，或朦朦胧胧似有想法，却一片混沌不知从何说起。他也观察到教师提升职称时会为缺少论文而发愁，感到文章难写，立论不易，只能从事编写练习手册等工作。针对这些现象，源深教授将其归纳总结为“因缺乏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思考、辨析能力造成的现象”，并称之为“思辨的缺席”或“思辨缺乏症”。对此，我极为赞同。

源深教授着重指出，思辨能力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外语师生的创造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整体上影响人的素质。其严重性在于将导致英语专业很难培养出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从多元智能理论的视角来看，在这样的教学现状下，教师和学生只关心语言智能的培养，不注意逻辑智能等多元化智能的提高，最后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水平英语人才（胡壮麟 2019a）。

源深教授不仅发现了问题，也积极地提出如何改进的建议。除了提出英语专业的四、八级考试应有别于大学英语的考试外，还指出以下三方面课程的改革：（1）适量减少有关英语基本功的课时，相关课程最多只占所有课时的25％，英语主要应结合其他课程来学习。（2）语言、文化知识课，包括语言学、文学、欧美文化、哲学、社会学等，共占60％左右，要用英语授课。（3）思想方法和思辨课，包括辩证法、逻辑学、辩论方法等课程，比例约占15％。这类课程一般用中文授课，防止信息流失。为了论证这些建议的严肃性和可行性，源深教授专门调查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英国文学系的课程表。

3. 阅读与写作

源深教授依据他所开设课程的经验积累，对阅读与写作有独到的体会。早在2002年，他便发表长文介绍其英语水平有赖于两个时期大量的英语读写。一是在“文革”后期，他闲来无事，从旧书店淘得英国小说偷偷阅读，并用英文写下自己的感想；二是在澳大利亚进修期间，他选择了文学专业，读了大量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等书籍，并相应地写出课程论文、学年论文和学位论文。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他指出我国外语教学对读写两者均重视不够。阅读教育常常拘泥于短文章上的“精耕细作”，阅读量太小，难以产生语感。教师则满足于习题操练来代替作文批改。当然，源深教授还提出，在阅读小说基础上，也应拓展至其他读物，如传记、时评、报道、历史、科普多个领域的书籍。这样既能丰富学生的知识，也有助于扩大他们的词汇量。

源深教授介绍过他在编写《阅读教程》时的编写思路，很有深度。首先，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学会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其次，以往阅读时关注的焦点是局部信息（短语、句型、段落），不去抓大意，其结果是对文章或书籍所传达的整体信息忽略，见木不见林（黄源深 2008）。

源深教授对阅读的认知比常人高明之处是他不仅发现问题，而且还主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他认为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改变现有的阅读习惯，不能只关注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所承载的内容；二是培养通过阅读获取信息的能力。这是他编写《阅读教程》的主导思想。他认为要让学生享受阅读的乐趣，而不是把阅读当成苦役。因此，他非常关注课文的趣味性，在具体设计栏目时，既提供一些鲜活动人的小故事、小幽默、小玩笑之类的阅读材料，也搭配一些不会造成思想压力的练习。为此，共分四册的《阅读教程》既可由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学习，也可让学生自行阅读。

源深教授针对为配合阅读所设计多项选择题或“打钩练习”（multiple choice）的做法提出异议，指出这会导致误解，即英语阅读就是为了做打钩练习。他认为阅读者通过大量语言现象的重复，继而获得语感，这也有助于扩大词汇量，并且带来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全方位的提高，英语表达能力也会随之提高。我也同意源深教授的这一观点，即一般学习者应当多选现当代小说，通过阅读来理解和消化所学英语，也便于顺手使用（黄源深 2011）。

写作是学生英语技能中最薄弱的环节。源深教授指出英语写作的重要性，如通过写可以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性，同时也指出写作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如学生怕写，教师怕教怕改作文等。对问题的解决，他积极提出“写”比“改”更为重要的观点。在具体操作上，他鼓励学生先仔细阅读一篇文章，尽可能消化文章中的句型和词汇，然后写一篇类似题材的文章，并尽量使用阅读材料中的语言，这样的效果会更好（黄源深2006b）。

4. 课外学习

源深教授对课外学习非常重视。他认为课外学习质量之优劣以及所花精力之多寡，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外语学习的成败。他不同意把英语学习看作仅仅是课内教学，教师不操心学生的课外学习，或者把课外学习单纯看作是“课外活动”（黄源深2007）。

源深教授进一步论述课外学习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几点：（1）语言学习过程是一个参与实践的过程，熟练的语言技巧通过大量的操练、重复、实践获得，课外学习为此提供了广阔空间。（2）语言学习需要大量语言输入和输出，但在实践中常被忽略。为此，源深教授列举陆谷孙、胡文仲、何其莘等名家的治学经验进行阐述。（3）语言学习需要各类知识的支撑，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尽可能地熟悉各种相关知识，学习者才能提高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可见，源深教授深入了解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

5. 师范院校教材

源深教授曾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因此他在从事外语教学研究中，能注意结合师范院校的特殊性进行讨论。例如，他在参编高师英语专业第五、六册教材时，曾总结如下观点：（1）综合性大学和外语院校的教材以及国外引进教材并不完全适合师范院校的教学需求。主要原因是：培养目标不一以及教学侧重点不同。就师范院校而言，由于其任务是培养英语教师，在语言基本功训练中要特别强调准确性。（2）对某些语言现象，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3）不但要使学生会英语，而且还要使他们会教英语，即要掌握英语教师所必备的教学技能，如编写练习的能力、选择语言重点的能力、纠正错误的能力、改写短文能力、造句能力和提问能力，等等（黄源深 1990）。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源深教授在编写高师英语专业第五、六册教材时，遵循了以下原则：（1）强调打好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也注意训练作为英语教师所必备的教学技能。（2）注重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注意各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复现率。（3）逐步扩大知识面。（4）在“新”字上下功夫。如课文要有时代气息，载有关于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信息。（5）借鉴国外较新的练习形式。（6）紧扣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如着重篇章结构、文体特点、修辞手段等分析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评判能力，采用讨论式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套教材中的文章全部节选自原著，其优点如下：（1）语言优美，表现方法巧妙。（2）体裁多样，题材覆盖面宽。课文覆盖小说、故事、新闻报道、传记、散文、文学评论、科普、诗歌、时评等多个体裁。（3）富有时代气息。（4）有较强的可读性、趣味性。（5）长短、难易适度。第五册课文长度为800-1000字，第六册为16002000字。（6）有思想深度。关于词汇和练习的编写在此从略。

6. 高考英语试卷的改革

自21世纪以来，社会上出现反对把英语列为我国高考必试项目以及150分计分率的说法，甚至提出“英语误国”“英语无用”的错误言论。在种种压力下，源深教授挺身而出，勇于公开发表己见，进行说理，精神可嘉（黄源深2014）。

源深教授认为高考中英语的权重，从长远看，是事关国家人才建设和战略意图的大事。他指出这些负面议论有些偏激，与事实和常理不符，是有些人把学业上的失意归罪于英语学习。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实力飞速增强，无论科技、军事、文化、工业、农业、商业，还是体育、旅游和各类对外交流等，每个领域都离不开英语的有力支撑。再者，他以日本和韩国高考项目和考分比例作为依据，进行对比，以理服人。源深教授还枚举许多非英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在英语水平上远远高于中国，如马来西亚列亚洲地区第1位、全球排名第9位，韩国排第13位，日本排第14位，而中国才排29位。源深教授也谈到在一项对全球170万18岁以上成年英语学习者的测试成绩调查分析，在全球54个非英语母语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大陆只排在第36位，属于低熟练度水平。2004年和2005年的雅思考试，中国考生平均成绩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成绩，口语考试成绩为全球倒数第一。2012年托福考试世界平均分为80.5分，而中国大陆考生的成绩为77分，均落后于巴基斯坦（90）、韩国（84）、孟加拉国（84）、尼泊尔（81）、朝鲜（80）、不丹（79）等国家的考生。

根据以上情况，源深教授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取消高考英语项目或减少考分比例，而是如何提高英语教学效率。提出以《许国璋英语》为榜样，编写适合于中国学生的教材；在中小学摆正对英语教师的教学和科研的考察，重点放在关注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加强语言现象的重复率，创造课内外的阅读和会话活动；避免某些教师校外兼职过多，等等。

7. 翻译

源深教授的译著有《简·爱》《老人与海》《道连·格雷的画像》《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和《我的光辉生涯》等，并荣任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在此我想介绍这样一个观点，他不仅是一位翻译家，而且是一位翻译理论家。他写了近30篇有关翻译的实践经验、问题研讨和理论指导的文章，2018年汇集成册，以《译海拾零》论文集问世。

《译海拾零》汇集了源深教授如下观点：（1）纠正对翻译的错误认识。他认为，翻译不应是被轻贱的行当，教师的翻译成果应当受到尊重和承认。这完全符合教育部在21世纪对翻译的重视而设置翻译专业的重大决策。（2）对翻译作品的评价既要“准确”，也要“灵活”，这意味着翻译工作者也应掌握辩证法。（3）翻译理论的多元化。源深教授一方面认同学术界存在着多种翻译理论，另一方面也指出译者对同一作品的风格会有不同感受，加上译者本人的风格，因此他主张采取开放的多元化翻译观。（4）提高翻译基本功。译者不仅要重视外文的语言基本功，也要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才能更好传达原作风格。(5)重视语言学理论的指导，源深教授有多篇论文讨论翻译中“句与句之间的粘结”，即衔接与连贯。同时，译者应注意传达不同语境中的文体差别，这是语用学和语境语言学关注的内容。至于“归化”和“异化”孰是孰非的问题，也离不开语言交际的对象和目的（胡壮麟2019b）。

从以上的讨论不难看出，源深教授虽然主攻文学，并取得很多成就，但他仍能根据国家需要，摆正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中的文学和语言的关系，继承王佐良、许国璋、李赋宁等前辈的优良传统，关心我国的英语教学。为此，他曾连续担任三届教育部全国高校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活动，特别是师范院校的英语教学。这种“亦文亦语”的高度认识值得我们点赞。

源深教授以教学促科研，以科研助教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他在科研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验：如何抓住问题的根源，如何分析问题的实质，如何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等。在亮明自己观点时，能以实例佐证，有根有据，具有说服力。源深教授在这方面的建树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肯定，他主编的《高校英语教材5－8册》获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5）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7）；《高校英语教材1－4 册》获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7）；《中学百科全书·外语卷》获中国图书奖（1994）；“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综合英语教程》和《英语泛读教程》获教育部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2002）。这种“教研相长”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点赞。

需要说明，由于篇幅和本人所知有限，源深教授尚有许多值得夸奖之处，如他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说明他除了教学和科研外，还具有管理组织能力。又如，他虽然早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为了学科需要，又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先行者。也正因为如此，他兼任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21世纪初曾任全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会长。1998年，他的专著《澳大利亚文学史》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96年，《澳大利亚文学论》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95年，《澳大利亚文学选读》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优秀教材奖；1986年，论文“当代澳大利亚小说流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

最后，人们常说：“名师出高徒”“长江后浪推前浪”。源深教授为国家培养了众多外语人才，功不可没。这里，仅列举几位：

王光林：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在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英文专著：Translation in Diasporic Literatures，获得西方学界的好评，并被多次引用。在国内著名杂志《外国文学评论》及其他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

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学报（文科版）》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出版专著《百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获得多位学者好评。

陈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华东师大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澳大利亚电视台以及《环球时报》《文汇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关于中澳关系的评论，成为我国中澳关系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朱晓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华东师大外语学院副院长。在《外国文学评论》及多家杂志发表论文多篇，曾在《文艺报》两次以整版篇幅，发表评论文章。

梁中贤：牡丹江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导。在《外国文学评论》和其他杂志发表多篇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文章。

徐凯：上海电力学院副校长、教授。在《外国文学评论》及其他杂志发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多篇。

看来，我既要点赞“前浪”，也要点赞汹涌而上的“后浪”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前浪在前，后浪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