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疫病的文学印迹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让人们回忆起历史上相似的疫情，也让人们开始重新阅读反映疫情的文学作品。从14世纪开始，瘟疫就在西方流行，并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以英国文学为例，我们看到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宽恕者的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提到了1348年席卷伦敦的瘟疫；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在《萨默的遗言》中描述了一位1592年死于瘟疫的人物，他唱的那首歌谣《霍乱时期的祷告》人们耳熟能详。1603年肆虐伦敦的瘟疫造成3万人死亡，其中就包括莎士比亚的儿子。疫情迫使剧院关门，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不得不放弃戏剧，转而撰写小册子。本·琼森（Ben Jonson）的《炼金术士》也将场景设置在霍乱横行的1816年。

英国遭遇的最严重的瘟疫当属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在《瘟疫年日记》（1722）中就记载了这次疫情的故事。叙述者亨利是一位伦敦人，他在小说中以目击者的身份讲述那恐怖的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亨利声称英国与欧洲大陆频繁的贸易往来是瘟疫暴发的原因，疫情通过贸易传到了英国。虽然卫生机构采取了各种严格的措施，但疫情仍然如野火一般在城中蔓延。

在西方文学中，作家对瘟疫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首先，瘟疫被视为一种惩罚，是上帝在用瘟疫惩罚罪人。这种解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荷马史诗和戏剧，《俄狄浦斯王》中的瘟疫就是上帝惩罚的典型案例。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违背了天伦，因此瘟疫在他的国家肆虐。正如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说，以前人们用比喻来解读疾病，那是因为人们不了解疾病的性质，因而产生了许多有关疾病的动机想象。在后来的基督教书写中，这种解读更为普遍：瘟疫被广泛应用于强化道德、谴责邪恶、弘扬善行。在基督教时期，瘟疫更是被赋予了道德、政治和宗教意义。

文学对瘟疫的另一种解读是把它视为对全人类的警示。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作品《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便是这种解读的经典案例。虽然这一作品不是诗歌，而是一篇布道文的节选，但是它体现了邓恩所代表的“玄学派诗歌”的多数特征。海明威曾经借用其中名句“丧钟为谁而鸣”作为小说的题目，使之名声大噪。如果将其读作一首诗，它的核心内容便是“人类是大陆、个人是孤岛”。他用这个奇喻暗示，没有人可以像孤岛一样独立存在，所有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像大陆一样是一个整体。

作品中所强调的是团结：当我们面临可怕疾病的威胁时，我们要用一个更大的集体来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人性将我们团结在一起。换言之，正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死亡，而是这个整体中一个部分的死亡。邓恩说：“任何一个人的死亡都会削弱我，因为我与整个人类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首诗表明，我们是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在疫情期间，当死亡成为一种日常现象的时候，对于失去亲人的人们来说，邓恩对人类团结的强调显然是一种安慰。因此邓恩说：“不用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或者说，它为我们所有人而鸣。

邓恩对瘟疫的解读可以说是一种“团结意识”或“集体意识”的体现，在我们今天表现新冠肺炎疫情的诗歌中，这两种意识都广泛地存在。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共同面对新冠肺炎威胁；2）保持社交距离，维护封锁措施；3）传递善良，号召无私奉献。在这些诗人中有著名诗人和职业诗人，但更多的是普通民众。他们来自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也来自其他说英语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他们平时可能不写诗，但是疫情的灾难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使他们有感而发，有感要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普通的民众诗人可能更能够代表海外大众的感受。

二、病毒激起“潮涌般的同情”

首先，许多诗歌将新冠肺炎疫情视为致命病毒的“入侵”，而将抗击疫情视为与这一无形杀手的“战争”。英国诗人约翰·里德（John P. Read）在《保持安全》（Keep Safe）一诗中警告人们不要握手，因为这一简单的行为会传播致命的病毒。“仅仅是手的简单一碰／我们便被污染、被伤害。”在他看来，“我们的世界正处于战争／尽管敌人无影无形”。他呼吁人们勤洗手、讲卫生，因为“卫生是我们唯一的保护”。这里所使用的战争比喻是为了说明疫情的严重性，说明抗击疫病的艰巨性。它呼吁人们团结起来，以赢取这场战争的胜利。

医生诗人伊丽莎白·米切尔（Elizabeth Mitchell）的诗歌《启示》（Apocalypse）将抗击新冠病毒比喻为《圣经》中描述的“最后的决战”。在诗中，一位医生正在为抗击这一可怕的疾病做准备，她将黄色的医用大褂从身后系上，将长发全部束进护士帽。像一名战士即将与恶魔展开决战，她戴上保护口、鼻和眼睛的护面镜，走上了医院的岗位。这场生死决战的对手不是魔鬼撒旦，而是一个更致命的对手：细菌。它微不可察，潜伏在手柄或水槽上，并“伺机侵入我们毫无防备的手、嘴和眼”。

印度的教师诗人安妮·V.M.（Annie V. M.）将新冠病毒比喻为新殖民者，因为英文中的新冠病毒（novel corona）和新殖民者（novel colonizer）是谐音。在《致新殖民者》一诗中，她说，新冠病毒是吸血鬼，它“限制我们的行动，夺走我们的工作，伤害我们的喉咙，将我们有些人化为灰烬”。对于曾经被殖民的印度来说，殖民者的残忍可能仍然记忆犹新。另一位印度的教师诗人杰琳·吉娜（J. M. Jerlin Jeena）甚至将新冠肺炎的来袭比喻为外星人的入侵。在《星际新冠》（Stellar Corona）中，她说这个病毒“正在入侵我们的国家”，它的无差别进攻“不分等级、信仰、宗教，不论贫穷还是富有”。人们不能去教堂，不能去学校，不能朝九晚五，不能乘公共交通，不能旅行，不能乘飞机等等，如此种种限制，依旧没有安全的保障。

虽然新冠病毒来自自然，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弄清它的来源和宿主，它的传播机制和变异机制依旧扑朔迷离。正如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面对这些未知，人们的想象被启动和释放了。难道它是上帝的愤怒吗？是对人类的惩罚吗？许多新冠肺炎题材的诗歌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仅仅从这些诗歌的题目中，我们就能够看出它们对新冠肺炎的“隐喻性”解读。疫情是“王冠的怒火”还是上帝的“特洛伊木马”？它“亦邪恶亦神圣”，不知是“报应还是复仇”，是“恩赐还是祸根”。更多诗人认为它是“大自然的报复”，因为人类的行为已经使“大地母亲受够了”，人类也“该听听自然的呼唤了”。甚至有些人还要给新冠病毒写信，告诉它，它是“不受欢迎者”。

虽然新冠病毒的来源不清，但可以说它肯定是“平等主义者”，它的攻击不分种族、阶级、性别和年龄，它无差别地侵害所有人。或者说，我们人类面临的是共同的威胁，我们应该共同面对，因为只要最后一名患者还未治愈，新冠肺炎就不会消失。这是一场人类对抗共同敌人的战争，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诗人们心中唤起的“团结意识”和“集体意识”。

美国诗人玛莎·沃伦·密特曼（Marsha Warren Mittman）在《近乎天启》（The Almost Apocalypse）一诗中说，新冠肺炎虽然给人们带来了灾难，但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它在人们心底释放出一种“潮涌般的同情”，和一种新的合作、援助与爱的精神。“人们插上了翅膀，”她说：“他们团结起来／互助互帮，树立榜样／鼓舞精神，提供希望。”在这首诗中，新冠肺炎疫情与其说是一场灾难，不如说它是一声号角，唤醒“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善”。它让世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甚至“近乎天启”。诗人认为，疫情不是在“割裂我们”或“摧毁地球”，而是将我们联系得更加紧密。

三、集体意识驱散现实黑暗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最重大的改变可能是“社交距离”。澳大利亚诗人格伦·菲利普斯（Glen Phillips）用男士如厕时站成一排的尴尬，来说明社交距离的重要性。在《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一诗中，他表达了对过去的诗人退隐山林的羡慕之情，渴望回归大自然的天堂，从而实现独处的理想。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们被要求不聚集、不走动、不下餐馆、不上酒吧，当疫情突然终止了社交，他们才开始意识到社会和集体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

美国诗人杰西卡·萨菲亚（Jessica Salfia）的诗歌《隔离期间收到的电子邮件的第一行集锦》（The First Lines of Emails Received While Quarantining）汇聚了她所收到的数封电子邮件，这些邮件都显示：“很多人在挣扎”。虽然这个标题表明这首诗是一首“拼接诗”——由不同电子邮件的首句拼接而成，但它实际上是围绕疫情中的人们及其生活状况精心编织而成。疫情生活的特点包括：远程教育、食物短缺和幽闭症。从最后一点可以看出，“远程”造成了“幽闭”。虽然隐私和独处在以前是那么重要，但疫情期间与世隔绝、无法外出的状态更让人难以忍受。人们一方面不得不适应这种“新常态”，另一方面又渴望再次相聚的时刻快快到来。

美国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的《新冠状态》（Covidity）也描写了隔离给个人造成的孤单和痛苦。诗中的叙述者带着一个大口罩，保持着社交距离。他“感觉就像独行侠”。人们所说的社交距离，对他来说就是“灵魂的痛苦”，这痛苦是“太沉重的负担”。标题“新冠状态”一词在英文中不存在，它是作者创造的一个新词。对他来说，隔离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生存状态的最痛苦的特征。叙述者在一种孤独无助的状态下，试图给“你”打电话——“你”似乎就是他在这场可怕的危机中最后的依靠和希望，但“你”却遥不可及，因为电话并未接通。“独行侠”这个比喻将叙事者刻画成一个正在被坏人追杀的逃亡者。他到处躲避，“躲在被窝下，躲在大厅里”。这种对被发现、被杀死的恐惧，在诗中如影随形：“新冠病毒会找到我/迟早的事”——这给叙述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几近崩溃。如果有人在身边提供支持，这个孤独的叙述者可能会更有力量和勇气来抵御恐惧。

虽然独处很重要，但陪伴是一种本能需求，这种需求在疫情期间被放大，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特别是在生死离别之时，陪伴就显得更加不可或缺，因为死亡是一种更加痛苦的隔离。医生诗人克雷格·斯宾塞（Craig Spencer）在《死亡时间:晚上7:19》（Time of Death: 7:19 pm.）一诗中，记录了一个病人没有亲友陪伴、孤独死亡的过程。四周唯有医生和护士，而他们还在忙于抢救其他病人，陪伴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但是在诗中，医生和护士天然的同情心和同理心此时被唤醒。当“输液停止了，呼吸机关闭了”，医生和护士们自发地站在了这位垂死的病人周围。一个护士情不自禁地抽泣，有人开始祈祷。尽管“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诗人说，但是我们仍然“守着，等待着”。他们在替病人的家属行使责任和义务，在他临终前给他一点最后的尊严。这也让我们想起约翰·邓恩的名言，一个人的死亡会“削弱”我们所有人，丧钟不仅为垂死的人而鸣，也为我们所有人而鸣。

四、值得铭记的自我牺牲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集体主义被认为是东方社会的特征，个人主义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特征。因此西方关于“集体主义”的哲学争论往往将集体与个人相对立，从而被赋予一层消极意义。

然而，西方应对新冠肺炎的失败促使人们对“个人主义”进行再思考，同时也在提倡一种“集体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西蒙·阿米蒂奇（Simon Armitage）的《封锁》（Lockdown）一诗讲述了1665年大瘟疫时期发生在英国中部伊姆村的故事。那场可怕的瘟疫通过裁缝从伦敦购买的布匹传播到这个村庄，引起了村民的恐慌。一些人想逃离，但被村里的牧师阻止了。牧师说，我们不应该传播病毒，而应该传播善良。在牧师的带领下，整个村庄开始实施自我隔离，即所谓的“封锁”。封锁措施中断了村庄内部的流动，也切断了与外界的来往。正是因为他们的自我隔离，他们成功地将瘟疫控制在村庄内部，阻止了它向英国其他地区的蔓延，但是伊姆村300多位村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个故事现在已经成为英国抗疫史上的传奇，被视为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范例。故事中的一对恋人因为隔离而不能见面，直到女孩走到生命的尽头。这对恋人的感人故事凸显了村民们所经历的巨大苦难以及瘟疫带给个人的悲惨境遇。但是，它也凸显了个人为了集体而自我牺牲的伟大行为。

阿米蒂奇撰写该诗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诗歌本身也不仅仅是趣闻轶事。“封锁”一词在2020年被许多国家定为“年度词汇”，选择它作为标题表明这首诗所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当下的疫情。新冠肺炎全球肆虐确实对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但要战胜疫情，需要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当人们走上街头去抗议封锁政策和强调个人权利时，人们是否也应该回望历史，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呢？为了集体的利益，我们能否做出一点个人的牺牲呢？虽然这不是诗歌直接阐述的观点，但这一层意思却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集体思维”是大局思维，也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现实需求。“集体意识”是一种更深远的智慧，它意味着将他人视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视为朋友，而不是视为威胁。“集体思维”——如果我可以这样称它的话——是一种促进世界团结和谐的思维，在17世纪约翰·邓恩的诗歌中有所体现，在21世纪西蒙·阿米蒂奇、查尔斯·伯恩斯坦等诗人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这种“集体思维”有别于西方地缘政治和议会政治中普遍存在的“对抗思维”。后者只会放大差异，分化世界，从而造成两极对抗。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仅是面临新冠肺炎这样的大规模灾难时才需要“集体思维”，我们一直都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