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语》特稿：建党百年与中国外语教育...- 21英语教师网

摘要：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外语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密切关联，为不断形成完善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和教育基础作出了历史贡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外语教育应超越学科边界之争、东西方之争以及人文、工具之争，致力于培养扎根中华大地，具有世界眼光，融通语言能力、学科专业能力以及全球话语能力的卓越国际化人才，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球话语体系。这既是外语教育的新使命，也是外语教育的新任务、新机遇。

主题词：建党百年；外语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话语体系；话语能力

约160年前，北京、上海等地先后成立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外语教育机构，开启了近代中国外语教育和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先河。

自此，中国救国图强先进力量认识世界、学习世界的步伐大大加快，与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势力斗争的能力也不断提升。在民族危难之际，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和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正是在对世界的不断深入认识和快速学习过程中，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主流。无论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篇章，还是1920年外国语学社成立以及赴俄学习、赴法赴欧勤工俭学，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外语教育都作出了历史贡献。

1 外语教育在救国图存的背景下开启了中国新式教育

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兴办近代外语教育，1862年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专门外语学校，1863年上海开设了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开设了广方言馆；湖北、湖南等地也都开设了类似的外语学校。此时的外语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因是越来越多的外交事务需要外语人才。

近代早期外语教育有三个特点：一是开创了中国新式教育，包括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外语教育创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模式，外语教育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可以说外语教育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发端。二是以专门类型学校的形式出现，即以教授和学习外语为主要科目和办学特色；同时，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早期的外语学校除教授英、俄、德、法、日等语言科目之外，也开设天文、算学、地理、数理、格物、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史地科目，也就是说，中国外语教育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语言教学，而是我们至今仍在倡导的“外语+专业”的模式。三是办学目的是培养能读“西书”、译“西学”、学“西洋”的人才，以便“能尽阅其（西方）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李鸿章，1997），“果能选择得人，查探彼国之虚实，宣布我国之事理，中外之气不隔，于通商大局，必有裨益”（李福泰，2008）。

2 外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探求革命救国道路、建设新中国、推进开放事业的直接路径

2.1 通过外语教育培养革命需要的干部人才

1920年成立的外国语学社是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直接指导下创建的，以学习俄语为主，为青年革命者赴俄留学做准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学员“既是学生又是革命者，既学外语又兼学别样，团员与青年从学社中受到很好的革命影响，有助于他们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确地认识和处理问题”（陈绍康，1990）。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同样非常重视外语教育；1941年在延安大学成立俄文系、在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三分校成立俄文队（1944年改为延安外国语学校，是黑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前身）。

这一时期的外语教育有三个特点：一是外语教育直接与培养干部人才、探求救国道路、进行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外语与专业密切结合。二是对人才培养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要求更高。三是根据革命实际，规定外语教学内容，创新外语教育方法，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中国革命亟需的人才，既要培养翻译人才，也要培养外交人才。

2.2 外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初期成立的哈尔滨俄语专门学校改名为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旨在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俄语翻译干部，要求学生毕业后能运用俄语从事军事、政治、财经、文化、宣传等部门的翻译工作和大中学校的教学工作”（付克，1986）。新中国成立伊始，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多次对外语人才培养听取汇报，做出指示，亲自解决外语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具体到学校的经费和学生的伙食。1949年一年里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上海俄文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等3所外语院校。1956年后，外语院校在办学中开始发展西方语言教学（英、德、法、西班牙语等语种）。1964年10月，《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新建和扩建16所高等外语院校等具体举措，对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德语、阿拉伯语、日语等师资的发展规模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纲要》指出，外语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不能满足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事工作的需要，整个外语教育的基础，同国家需要很不适应，呈现出尖锐的矛盾”“既需要大力改变学习俄语和其他外语人数的比例，又需要扩大外语教育的规模，这样才能把外语教育的发展纳入同国家长远需要相适应的轨道，由被动转为主动。”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特点可以归纳为：一是外语教育（包括语种专业设置）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过问，包括建立覆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外语院校“一条龙”体系等。二是外语人才培养和外语教育政策已上升至国家内政外交的战略层面来集中规划实施。三是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包括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结合，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3 外语教育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风向标

1978年8月底至9月初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上提出了《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①，指出，“迫切需要加强外语教育，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高水平的外语教育同时也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先进国家、先进民族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加强对外语教育的领导” “努力创造外语学习的条件，让师生接触现代外语，迅速改变外语教育的封闭状态” “千方百计地提高外语教育质量”。外语专业学生要“打好政治、外语和文化知识三个基本功” “毕业时至少掌握两门外语”；努力把外语院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

一方面，外语院校的快速发展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也对外语院校的办学和外语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越是要搞改革、开放，对外事工作人员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就越高” “对外语院校来说，特别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在外语学院里，思想工作……有它更大的重要性，特别是民族自尊心对外语学校非常重要” “学生毕业后都要接触外事工作，他们必须具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精神，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李传松、许宝发，20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语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是外语教育与国家改革开放大局密切结合，更加注重外语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在外语专业教学计划、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外语专业教学大纲、外语专业教材编写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成效。二是注重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不仅加强语言专业教学，同时开设了新闻、经济、法学、教育、金融等非语言类专业，注重制度性地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传统的外语院校开始向基于外语教学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多学科大学转变，与此同时，专业外语和“非专业”外语进一步融合形成统一的外语教育体系。三是在强调教学的基础上，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一批专门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出版学术研究刊物，外语学科的学科意识和学科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4 新发展阶段中国外语教育须勇担新使命

新时代，中国在加速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语教育须树立新理念，构建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回顾建党百年与中国外语教育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4.1 扎根中国不忘本来，超越学科边界之争，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建党百年史与160年来的中国外语教育历史休戚相关，中国外语教育扎根中国大地、放眼世界，实现民族复兴、世界大同。一方面，学习、接受和传播共产主义，外语教育作出过历史的贡献；一路走来，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百年风雨，初心不忘，外语教育不离其宗；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兴办和发展外语教育，培养开展革命、建设、改革开放需要的人才，通过外语教育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阶段。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外语教育有新的发展理念，作出新的贡献。优秀外语人才不是只会外语的人才，也没有只会外语的优秀人才，语言本身就是知识和专业的存在与表达形式，优秀的外语人才扎根中华大地，具有世界眼光，是融合语言能力、学科专业能力和话语能力的卓越国际化人才。

今天，我们要超越外国语言文学到底是学语言还是学文学文化、是做比较还是搞翻译、是做语言文学还是做国别研究之争，要超越学科内外的界限，回望来时之路，回到本来，回到初心，切实回应现实发展需要，助力探求强国富民之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历史地看，学科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和方法体系，是过程和结果，不应被当作认知和实践不得逾越的出发点，不应成为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障碍，更不应变成调解学科利益关系的内卷循环。

4.2 世界眼光，吸收外来，超越东方、西方之争，胸怀天下，学贯中外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人类社会向何处去？”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史与外语教育的密切关系充分证明了党始终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政党，无论是党的初创期还是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与世界的紧密联系，始终胸怀天下，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有机结合。

古往今来，人类命运与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外语教育要有学理意识和实践意识，直面时代之问，体用相融，知行合一，要突破认识世界的传统理念和功能认知，站在助力全球资源配置的高度去思考外语教育的理念和功能，为世界贡献新的知识和方法。

语言是知识的存在形式和传播的方式。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一再表明，一种语言向其他语言转化能力的强弱，不仅仅是一个翻译能力问题，而是标志着这一语言使用者在世界知识图谱中的比重，也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其对人类知识体系的贡献度。

中国外语教育一方面要做好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知识的系统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向世界讲述和贡献更多的中国知识和智慧，另一方面，要坚持外为中用，兼收并蓄，融通各方知识资源，“……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习近平，2016），同时“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毛泽东，1991）；要大力提升全民外语能力和由此养成的跨文化行为能力，为增强“大国公民”素养作贡献；要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和分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4.3 全球话语，面向未来，超越人文、工具之争，脚踏实地，守正创新

面向未来，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任重道远，外语教育要充分认识到对外学术话语能力与中国快速发展和越来越重要的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不相称，历史地改变这一现状，外语教育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世界越来越需要中国供给更多思想、方法和观点，中国悠久的思想文化传统和丰富的现代化实践需要理论提升和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表述，“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②。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实现理论升华、话语转化和思想交融的过程与方式，外语教育要提升全球话语能力，超越人文、工具之争，借助于数据科学、计算科学、脑科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前沿研究成果，在跨学科研究中探索语言规律，构建语言科学的中国学派。

伟大的思想是时代之声的回应，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进理论创新。正是在回应时代之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借助外语教育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百年来，我们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丰富马克思主义贡献中国智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和实践成果。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从“国际化”到“化国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话语体系，这是中国外语教育的新使命；扎根中华大地，培养学生语言能力、学科专业能力，提升对外话语能力是中国外语教育的新任务、新机遇。

5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与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始终密切结合，塑造着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过程，直接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和教育基础。理论一经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内生动力。回顾建党百年历史，不难发现中国现今的制度不是纯粹外来的舶来品，而是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过程中不断演进发展完善，是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它本身具有强大的内生活力。外语教育则为这一制度体系的发生发展作出了历史贡献。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外语教育需要新的发展理念，为培养能够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时代新人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参考文献

注释

①《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经国务院批准后由教育部于1979年3月向全国公布。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6/01/c_1127517461.htm. 访问日期：2021年6月30日.

参考文献

[1] 陈绍康. 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创建及其影响[J]. 上海党史, 1990(8): 19-22.

[2] 付克. 中国外语教育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3] 蒋妙瑞. 应运发展的中国大学英语教学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A]. 庄智象. 外语教育名家谈(1978—2008) [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4] 李传松, 许宝发. 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5] 李福泰. 李福泰复信并附条说. 同治六年十二月乙酉[A].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C]. 上海: 中华书局, 2008.

[6] 李鸿章. 李鸿章全集[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9] 夏东远. 洋务运动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10] 尹德翔. 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1] 赵劭坚, 傅善卿, 李良佑. 平凡人生 —— 王季愚传略[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作者简介：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与外语教育、区域国别与全球治理等。E-mail：jiangfeng@shisu.edu.cn。

关键词：外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