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开拓中国外语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受访者：孙有中，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采访者：王卓，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的外语教育与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助力改革开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架起了中外融通、文明互鉴的桥梁。作为我国外语教育创新发展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孙有中教授积极探索新时期外语类专业的内涵和外延，推动中国外语教育的创新发展。他倡导的“人文英语教育”（孙有中，2017）和“跨文化思辨育人”等外语教育理念以及对“外语教育与思辨能力培养”（孙有中，2015）、“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孙有中，2016）等问题的思考和阐释，成为引领新时期我国外语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创新发展的重要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南。日前，孙有中教授接受本刊的访谈邀请，围绕新时代我国外语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畅谈了自己的观点。

王卓（以下简称王）

孙教授好！首先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的访谈邀请。您是中国外语教育改革的积极倡导者，您所倡导的“人文英语教育”理念和范式已经在我国高等外语教育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以下简称《国标》）把外语类专业明确定位为人文性专业，从而解决了我国外语教育长期以来专业定位模糊的问题。您所倡导的语言与知识融合、构建合作探究学习共同体等理念也在我国高校的外语类专业教材编写、课程体系设置、课堂教学改革中得以实施、运用和体现。您能谈谈您提出“人文英语教育”的背景、初衷以及“人文英语教育”的核心观念吗？

孙有中教授（以下简称孙）

“人文英语教育”实际上是对英语教育的整体反思。总体上看，英语教育要作为人文教育的组成部分，要超越工具论的英语教育观。工具论的英语教育观不是全错，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英语教育的理解。我们当然承认英语是重要的交际沟通工具，但是英语教育必须给学生提供一种基于语言学习的人文教育。在人文教育的意义上理解英语教育，英语本身的学习也会更有效。正如王佐良先生说过一句话：“通过文化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1992：1）如果仅仅把语言当作语言学习，那么语言也无法学好。这是对“人文英语教育”的一种理解。
另外，“人文英语教育”强调的人文不是教给学生一些浅层的、零星的人文知识，而是有系统性、有深度的人文知识。在语言技能层面，人文英语倡导的是用一些经典人文社科文本作为学生的阅读输入材料，让学生把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经典文本按主题进行深度阅读，这样学生学到的人文知识就会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深度。我们现在都主张实行通识教育，实际上英语专业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用英语完成通识教育的，这种条件是其他专业所不具备的。我们可以让学生阅读柏拉图（Plato, 427-347BC）的《申辩篇》（The Apology）、阅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选篇，阅读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论教育的篇章，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具有人文教育意义的经典选篇，把其中雅俗共赏的片段找出来，完全可以作为语言学习的材料。基于这样一种可能，我们认为英语专业的语言教学可以实现人文教育的目标，这样也可以让语言学习变得更加有效。而学生掌握的语言也超越了日常语言，进入学术思辨的语言。我们为英语专业学生编写《大学思辨英语教程》就是按照这个理念，两年精读，四册课本。第一册《语言与文化》，包含语言学与文化的经典文本，第二册《文学与人生》是文学的经典文本，第三册《个人与社会》是社会学的经典文本，第四册《历史与哲学》包含历史与哲学的经典文本，很大程度上用英语完成文、史、哲经典阅读，这是能够做到的。这样阅读有深度的经典文本，不再是简单的语法分析就能解决问题的，要把文本放在历史背景中去理解，需要用思辨的技能解读文本，提高学生思辨能力。由此看来，这又是跨学科的教育，在语言学习阶段就可以实现文史哲贯通，人文和社科贯通，让英语专业实现跨学科教育。这样的知识准备为学生高年级进入不同知识领域做好了铺垫：语言经典文本的阅读导向语言学，文学经典篇章的阅读导向文学，历史哲学篇章的阅读导向社会文化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如果让学生在一二年级就进行这样的训练，我们为英语专业学生未来的发展就奠定了一个宽广的人文基础，这是英语专业学生向高处发展的最好准备，不仅包括语言能力上的准备，还包括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以及各学科核心知识方面的准备。

那么这和大学英语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大学英语也在不同程度上向着这个方向演变，过去只强调工具性，现在强调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人文性是通过阅读有人文意义的文本、讨论有思辨价值的问题来实现的。现在对人文性的强调和今天强调的课程思政以及立德树人是可以完美结合的。课程思政是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和人格养成，而人文教育可以潜移默化地实现这一目标。面向未来的大学英语同样应该而且有可能兼顾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当然在广度和深度上应与英语专业有区别。

目前，在全球英语教育的大背景中谈中国英语教育，我们应该思考中国特色和中国贡献。在全球高等英语教育中，非英语国家的高校英语专业都存在过于强调工具性这个问题，比如俄罗斯、日本和德国的英语专业都有过度进行语言技能训练的倾向，把语言技能的学习和知识内容的学习分离，基础阶段先进行语言技能训练，高年级才开始学习知识内容。所以才有后来欧洲学界提出的“内容与语言学习融合”这一概念。欧洲人谈此问题的语境和我们不完全一样，他们是基于中学阶段，比如法国中学生用英语学地理、历史，这种意义上的知识内容与语言结合来帮学生学语言是有效的。我们现在是在高等英语教育意义上谈这个问题，全球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所倡导的理念在国际同行中得到了热烈响应。今年的世界应用语言学大会将在线上举行，我们发起了一个以思辨英语教学为主题的分论坛，得到了全球许多国家学者的热烈响应。现在，伊朗和马来西亚都有类似的研究兴趣和改革走向，美国高校的外语类专业也有类似的转向，这就是更加强调不能割裂语言学习和知识学习的关系，在语言学习中融入知识，在英语专业中更重要的就是人文社科核心知识。我们国内英语专业的演变在朝这个方向走，这也是英语专业进行改革，适应时代发展，培养更高层次外语人才的需要。我们的学生在一二年级接触经典文本，跨文、史、哲的阅读，高年级再学语言学、文学、国别和区域研究或者翻译，后续发展就大不一样了，这个方向是对的。

王：现在英语专业每隔一段时间就被质疑一次，这正是问题所在，可能这也触发了您来思考人文教育，也是您谈“英语人文教育”的大背景。

孙：可以这样讲。英语专业过去若干年的改革，特别强调将自身化成工具，主张和其他专业，比如新闻、法律、外交复合，这样做只会让人们更加质疑专业的合理性和独立性。一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有特色，体现特殊知识能力和素养，如果失去了专业身份，这个专业就要关门了。多年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上语言翻译工具人才的需要，但是社会再继续发展，如果只培养会一点语言、做一点翻译的学生，那注定没有前途。即使是社会需要的主要从事语言服务的人才，也需要学生具有更宽广的知识面，具有跨学科的素养，尤其是更好的人文素养。在夯实语言能力、跨学科人文素养和英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再去复合才能行稳致远，我称之为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2.0。

王：英语专业属性从工具性到人文性，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反思，日渐成熟、理性。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英语专业本身具有“内在跨学科性”和“外在跨学科性”。外语类专业的内在知识体系是以语言、文学、文化等交融交叉建构起来的，其本身就具有学科交叉性。外语类专业的外在知识体系架构在历史、哲学、心理、教育、音乐、美术、舞蹈等人文学科和生物、化学、计算机、数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之中。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不仅是外语学科和外语类专业的学习内容，也为其提供了方法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外语学科和外语类专业又具有鲜明的外在跨学科性（王卓，2018：61-69）。《国标》对此已经有明确的阐释。

孙：是的，外语类专业具有跨学科性。有些文学出身的院长倾向于强调文学，语言学出身的院长更倾向于语言学，这种倾向是有的，因为确实有人主张，英语专业就是学文学，或者我们应该把它变成语言学，这都是偏颇的。本科教育本身应该更加宽广、更加具有跨学科性，英语专业正好有这个特点，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优势做足，而非把英语专业做成语言学习，再去外面找复合，英语专业内部就应该复合。

王：无论复合什么都应该以我为本，绝对不能复合之后成为其他专业，这样只会越来越被诟病，英语专业存在的依据就会被质疑。

孙：英语专业是天生的贵族，因为我们的本科教育就可以给学生提供人文教育和跨学科教育，我们允许学生文、史、哲跨学科学习，另外国别区域研究还可以渗透到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把这些优势做足，语言再学到最高境界，这样再复合什么都可以，也很轻松。

王：是的，外语类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应该带有天然的宽阔视野和更全面、完整的知识体系。

孙：让英语专业的学生更加人文、更加具有跨学科素养，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这就是最好的本科教育。英语界有争论：英语专业要学专门用途英语，学人文干什么？搞什么人文教育？让学生把语言学好，然后去做专业领域的翻译，做别人的工具，给别人做嫁衣，那是错误的导向。英语专业的人文教育是无用之用，是大厦之基，有了这种基础再复合技术性学科会很轻松，走得更远，后劲更足。比如亚投行的行长金立群先生是学文学的，他至今没有放弃对诗歌的爱好，我请他到北外做演讲，他主要讲的是文学。他在北外接受的是典型的英语人文教育，之后去国外读了经济学，并没有把以前的人文教育扔掉。人文教育在事业发展中是一种软实力，而计算机、金融、新闻等可以说是硬实力，如果只有硬实力没有软实力是走不远的，软实力是更为持久的力量。

王：“人文英语教育”中涉及到的跨文化能力培养是您多年来倡导的跨文化教育的重要理念。外语的跨文化教育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更显意义重大。您在2016年就预见“跨文化能力概念将成为新一轮外语教育改革的一个热门关键词”（孙有中，2016：1）。在教育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您对跨文化教育有哪些新的思考和建议？

孙：这对英语教育，包括英语专业教育和大学英语教育来说确实是一个时代命题。现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对外语类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今天外语类专业谈跨文化能力，不是传统意义上讲的简单的人际交流沟通技巧和风俗文化知识，而是高阶的跨文化能力，要超越日常交往，对不同民族文明、文化传统有深层次的理解。我们要能够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深刻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多元文化背景中对不同文化传统进行比较、鉴别、取舍和文明互鉴，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国际理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外语类专业进行跨文化教育具有独特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对不同文化的经典文本包括思想文本、文学艺术文本、宗教文本等进行跨文化比较阅读、思辨，在此意义上培养出的是跨文化思辨能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刚刚引入跨文化交际理念，当时聚焦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行为规范、肢体语言等，介绍西方的传统节日、生活习惯、风俗禁忌，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日常跨文化交际，这在八九十年代刚打开国门的时候，这样做很有必要。现在很多学校都开设《跨文化交际》这门课，很多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简单讲解跨文化交际知识。这显然是不够的，不能仅仅抽象地讲一些概念，而应该结合文本阅读，语言、文化、哲学、历史文本都可以，要进行深度比较阅读思辨，培养学生批判性文化意识。还有，我们可以把跨文化交际和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案例、历史事件拿出来分析，提高学生跨文化能力。现在也有学生出国短期交流，我们校园中也有留学生，这些都可以创造更多直接的跨文化体验，可以多渠道培养跨文化能力，但课堂教学始终是最重要的渠道，是不可取代的。

王：要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对老师的要求很高，比如您提到的跨文化思辨，在课堂中体现就很不容易，比如《美国文学》这门课的“课程思政”目标的实现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融入是一个重要层面，另一个层面就是思辨，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比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很多观点和做法就是典型的“美国例外论”，他的这种“美国例外”的思维模式在美国并不少见。他自认为是爱国主义，并拥有大批支持者。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典型的“美国例外论”。那么美国例外论是怎么来的？《美国文学》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就有美国例外论倾向，我们带学生挖掘文学文本中的美国例外论，找到其根源并批判这种思想，这就是文学课程中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深度跨文化思辨教学，这样才能让学生对美国文化有更深的理解。这是更高阶的跨文化，我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批判地思考这个问题。

孙：这就是跨文化思辨意义上的外语教学了。这种教学能够真正让学生理解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真正读懂对象国人民的思维特点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实际上外语类专业无论什么课程，最终目的都是理解对象国，理解对象国人民的喜怒哀乐、思维方式、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外语类专业是大有前途的，因为没有其他专业可以替代。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必须和世界各国人民打交道，只有外语类专业能培养出真正理解对象国的人才。这就需要外语类专业走人文教育和跨学科教育的道路。

王：日前，教育部发布了《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设立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领域分类推进、师资队伍建设、特色质量文化研究与实践6个选题领域、22个选题方向。吴岩司长在2020年3月第五届全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主旨发言中，也强调外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意义重大，并指出新文科建设要致力于打造以问题导向的中国实践新形态。您对外语学科的新文科建设一直非常关注，并就“新文科视野下的外语类专业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目前我国的外语学科和外语类专业的新文科建设已经进入到从理论建构到实践探索的新阶段，我想外语界同仁非常想听到您对外语类专业新文科建设的方向、路径等问题的见解和指导。

孙：新文科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包括学科意义上的创新和专业意义上的创新。对于新文科，现在大家有越来越多的共识，我们可以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比如用大数据、数字人文的方法研究文学文本。外语学科事实上比其他学科更加开放、更加积极，因为之前很多外语学者已经运用语料库等工具进行相关研究。语言学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探索的新领域，人工智能特别活跃的领域是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要学习人脑的语言处理方式。这就有必要通过实验的方式深入研究人脑的语言学习机理和认知模式。过去这两门学科关联很少，现在语言学家和计算机领域的专家可以一起进行探索，北外在这方面已经成立了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实验室。话语分析过去只属于语言学范畴，现在用于研究各种话语，比如新闻话语、广告话语、法庭辩论等等。如今在政治话语中，存在中国形象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问题，而解构妖魔化的逻辑需要把政治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现在我们看到外语学科知识的边界在拓展，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比如翻译研究借助语料库，国别和区域研究借助数据库，这些都是新文科的探索。
　
新文科的另一个方面是人才培养。传统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如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就应该创新，这种创新也是新文科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新文科，外语类专业其实也早有探索。比如翻译专业本科的诞生、商务英语本科的诞生，都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这种创新也一直在持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首先是由外语类专业提出的。外语类专业对全球教育趋势比较了解，获得的信息更多，外语学科早已开始在学科意义和专业意义上探索新文科建设。

王：您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是跨文化传播和国家形象建构，您在多篇文章中都论及国外媒体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和国家形象的关系问题（孙有中、江璐，2017：37）、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外延问题（孙有中，2002：14-21）。在课程思政建设理念下，外语界已经充分认识到，外语教育中中国形象、中国内容、中国国家意识培养是需要进一步强化的问题。您对外语教育教学与学生的中国情怀、中国视野、中国国家意识的培养之间的关系有何看法？

孙：过去改革开放之初，无论是外语类专业还是大学英语教学，我们都强调向国外学习，向西方学习，我们自认落后，甚至否认传统。中国发展到今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成为世界强国，有观点认为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央，所以今天我们既有继续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需要，同时还要坚定文化自信，重新审视文化传统，弘扬优秀文化，不仅包括传统文化，还包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我们要让学生在学习外国文化的同时，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切的关怀和更深厚的自信，既要有国际视野也要有中国情怀，这是培养新一代外语人才的要求。外语类专业可以在跨文化背景下引导学生对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进行反思，这是外语类专业的天然优势。因为外语类专业每一门课程都处于跨文化情境中，我们更有必要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我们有更丰富的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四个自信、文化自觉、价值观塑造方面的教育。在全球背景下进行课程思政，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丰富的思想资源，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

王：随着《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文件的印发，中国高校的课程思政开始进入深化和系统化的关键期。在您看来，课程思政会为外语类专业课程建设带来哪些变化，外语课程思政的特点和建设路径又是什么呢？

孙：今天谈课程思政，让我们对外语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外语教育天然是一种跨文化教育，天然是一种价值观教育，天然具有立场，天然带有跨学科特点。所以我们要更深刻地反思外语教育的属性，当我们进行外语教育的时候，如果忽略课程内容中内在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就只能在很浅层面上进行学习，学生不能深刻理解对象国，也不能更好理解自己。课程思政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更加重视跨文化比较，深化对外语类专业育人功能的认识。

王：在深度上，课程思政一定会涉及价值层面，价值就是深度教学指向的最深层目标。

孙：是的，因为文科教育是无法和人生观脱离的，文科教育谈的都是人的问题，都是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重视课程思政，就会助长学生的崇洋媚外意识，削弱文化自信，学生沉浸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这是进行反向思政。这个问题比较严重，我们过去不够重视，教师主要关注如何把外国的知识、理念讲清楚。但是我们的立场是什么？从不同视角讲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例外论，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山巅之城”，是世界的榜样，我们必须引导学生认识到这种文化优越感的本质与危害，而不能让学生盲目崇拜它。

王：外语教师发展也是您一直非常关注的领域，您先后从英语专业的课程改革和教师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外语教师如何实现教研相长，做学者型优秀教师（孙有中等，2017：3）等方面论及我国外语教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等。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新发展对外语教师素养、能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外语教师发展遇到新问题，面对新挑战。您对广大外语教师的发展有何建议和指导？

孙：刚才提到的多种理念要实现，的确从多方面对新时代外语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使在我们认为做得最好的传统语言教学方面，我们也需要提高对外语教学本身的认识，比如语言学习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个性认知行为还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行为？它和课程思政有什么关系？和思辨能力的发展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教师重新认识语言教育本身。其次是专业知识，教师必须有所专攻，成为研究型教师，不做研究、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师也无法把语言课真正教好。教师普遍面临专业知识上的充电，应该通过提升学历，学习研究方法，变成教学＋研究型教师。前面我们谈到，外语类专业要增强人文性与跨学科性，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导向，这需要教师具有更好的专业素养，也包括技术素养，因为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把外语教学做得更有效，使学生学习更轻松愉快。目前，教师在新时代必须迎接新挑战，这需要学院的帮助，为教师发展提供机会与资源支持，让教师与学科同步发展。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引入新的教材，让教师接受教材所带来的新的教学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教学观念自然更新换代，语言教学素养自然得到提高。

王：您对外语教材建设一直非常重视，主编了多部优秀的英语专业教材和大学外语教材。您新近主编的《新未来大学英语》就是一部高度契合时代发展、符合中国外语学习者需求的优秀教材。这部教材的理念是“价值引领，中外融通，落实立德树人；学用结合，能力导向，打开未来之门”，您能谈谈这一教材编写理念的涵义以及这部教材的特点和创新之处吗？

孙：大学英语的现行教材有多种，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编一套大学英语教程呢？最开始外研社找我，我也很犹豫，后来考虑到能够和世界最高层次的外语教育专家合作，探索大学英语的新理念、新方法，推出面向未来、焕然一新的教材，这是很大的挑战，也令人向往。我和牛津大学的团队进行了多次研讨，我们主导提出教材理念，双方达成了共识，最终确定用一棵树来描述整套教材基本的理念：这棵树的树根是立德树人，树干是体验式学习、混合式教学，树冠分解为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学习能力。这些理念在一套教材中得以生动体现，对大学英语教学是一个系统的创新。我们重视语言学习，重视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但我们要超越语言能力。我们提出多元能力导向，大学英语可以让学生发展语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一定的研究能力和职场能力。这样，我们可以向学生、大学管理者证明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我们不仅仅是培养语言能力，而且培养学生的多元能力和可迁移能力，其中思辨能力、跨文化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都是可迁移的，是学生在未来职场中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需要的能力，是成功的关键。这也是大学英语的价值所在，不仅仅是学习语言。我们提升的是学生未来的就业能力、职场发展能力和终身发展能力，也可以对他们的专业学习起到促进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教材实现了重要创新。我们把这些能力细化为子技能，设计到每一个单元的每一项任务中，充分实现多元能力培养。在教材编写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强调，我们的每一个理念都要实现。为了更好地实践这些理念，很多任务的设计都经过中外双方编辑团队反复打磨。

大学英语不仅仅培养学生的多元能力，还可以培养跨学科能力，因为大学英语阅读文本是跨学科的，包含人文社科各领域。学生在大学英语课堂可以打开视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引入各学科的最新知识，引导学生开眼看世界，《新未来大学英语》在跨学科知识输入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大学英语在立德树人方面也可以做出独特贡献，从跨文化思辨角度，润物细无声地培养学生的道德推理能力和对不同价值观的辨别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坚定文化自信，拓展国际视野，体验文明互鉴，这是高层次的课程思政，是很多思政课达不到的境界。我们在国际话语中谈思政，学生能理解我们自己的话语也能理解对方。无论是企业还是政界还是媒体，各行各业走向世界都需要这样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这是《新未来大学英语》实现的另一个突破。

《新未来大学英语》在语言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比如体验式学习、项目学习、深度学习等。这套教材完美实现了学生中心、互动式学习、探究式学习以及产出导向等先进教学理念。部分教师很难实现教学创新是因为教材的限制，自己也不具备很强的能力来重构、超越教材，所以引入先进教材，对整个师资队伍的成长和课堂革命是很重要的。这是对教师的挑战，会倒逼教学改革，促进教师成长。我们的教材也不是完全否定传统，传统中有效的教学方法比如基于文本的针对字、词、句、篇的精细语言训练得到保留。但是现在课堂教学的重点不用再放在对答案上，很多任务可以交给学生课后线上完成，而课堂集中于能力培养，在使用语言完成真实交际任务的过程中自然提高语言能力，而非把语言当做语言学习，这样多元能力也自然得到提高。《新未来大学英语》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学生在课堂上通过听、说、读、写完成各种任务，在校园、社会、职场、学术等情景中探究真实问题，每一个小环节都有一个产出，一个产出导向另一个产出，最后完成一项复杂的真实任务。可以说，《新未来大学英语》开辟了体验式外语学习新范式。

最初，思辨能力是在英语专业倡导的，大家认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谈思辨太奢侈，然而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新未来大学英语》明确了每个单元的思辨子技能培养目标，设计了专门的思辨技巧知识框，基于课文设计了“Think·Pair·Share”等新颖的思辨任务，融合培养语言能力、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所达到的境界，可以说走在世界英语教育的前列。

王：最近，您提出了“跨文化思辨育人”外语教学新理念，请您最后就此阐释一下。

孙““跨文化思辨育人”是我在总结《新未来大学英语》编写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的外语教学新理念，包括三层含义：其一，在外语教学中，通过跨文化语言交际活动、思辨语言交际活动、以及跨文化与思辨融合的语言交际活动，有效提高语言能力，融合培养以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为核心的多元能力，促进立德树人。其二，在外语教学中，通过跨文化思辨活动，增强人文素养，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拓展国际视野，厚植中国情怀，提高道德推理能力和批判性文化意识，实现培根铸魂，立德树人。其三，在外语教学中，思辨能力与跨文化能力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如果说思辨能力给跨文化能力增加深度，那么跨文化能力给思辨能力增加广度。语言能力则因同时具有跨文化能力和思辨能力而如虎添翼；立德树人便寓于其中。
蔡元培先生曾说过，“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1959：406）《新未来大学英语》为大学英语的创新发展开辟了前景广阔、潜力无限的新未来，致力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一代，让我们一起拥抱新未来，创造新未来。

王：孙教授，再次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山东外语教学》的采访。我相信今天的访谈会促发广大读者和外语学人对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学科建设等有更深刻的思考。

▌注释
感谢山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方向研究生郭丹阳的文字整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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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语教育孙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