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至28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在天津举行。在天津外国语大学承办的“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研究”分论坛上，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黄友义在演讲中表示，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时代赋予中国译者的使命，也是构建中国可信、可爱、可敬国际形象的迫切需求，应努力提升话语转换和对外翻译的能力，从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黄友义指出，将中国故事面向全球传播，对外翻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这其中，每位译者都需要理解三个“中外差异”。

首先，是中外文化的巨大差异。一些我们默认的概念，外国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和理解。比如，我们常说“和为贵”，构建“和谐世界”。但西方不少人坚持“零和游戏”的理念，认为如果我们发展了，就会威胁他们的利益。中国人民理念里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代表着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然而，英国媒体BBC曾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句表述曲解为“中国要一统天下”。

其次，是中外语言之间的差异。中文自甲骨文开始，语言文字的传统一脉相承，延续了3000多年的历史。而英文的形成只有1000多年，且来自欧洲不同的文化传统。在中文的表述中，大家不会把任正非说要“杀出一条血路”理解为他要“一路杀人，血流成河”，但西方一些译者的翻译就是后者。数据显示，这种错译和“恶译”（恶毒的翻译）越来越多，更有甚者通过误译、乱译、恶译，来制定其相应的对华政策。

第三，是中外习俗的差异。比如五彩或七彩条纹的太阳伞在西方社会被默认为是“同性恋”的标志；我们展示的“烟雨朦胧”的江南美景，对于酷爱阳光沙滩、竞技运动的西方受众来说可能感受不到相同的吸引力等等。

黄友义认为，面对不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懂中国语言的广大外国受众，我们要提高自己用他们习惯的表达方式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这是强化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一环。例如，我们介绍一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往往习惯于以坐标来标注位置，具体到东经多少度，北纬多少度，但事实上效果并不好。但如果告诉一位要来北京的美国朋友，北京的地理位置相当于西半球的纽约，他一定马上能明白。再比如，我们习惯于在推介一个景点时用“奇峰怪石、云雾缭绕、潺潺流水、鸟语花香”这类诗情画意的描述，但往往忘记告诉他人去此处乘坐哪种交通工具最方便、穿什么衣服最舒服、有哪些宾馆可以选择等。还有一点，我们在日常表达中习惯于使用大量的军事术语，如“桥头堡、速战速决、人民战争、打好组合拳”这样的词汇，如果直译的话显然不利于构建爱好和平的形象。

黄友义指出，对外翻译的职责应在两种文化中架设沟通桥梁。比如，“工作”是中文里出现频率极高的词汇：“我们要做好国际传播工作，也要抓好防疫工作，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等等。而英文表达回避重复，一个段落中“work（工作、任务）”这个词出现不会超过两次。由此可见在中文里的一些貌似简单的高频词汇，对外翻译时就需要结合语境下功夫逐一翻译了。

对外翻译还需要有高度的敏感性。比如在有关“疫情防控”的表述中，对于“疫情”一词的翻译，在2020年2月11日之前的情况只能翻译为“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冠状病毒肺炎）”，而之后才能翻译为“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对外翻译中如若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媒体抓住把柄加以利用。

黄友义指出，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翻译中国”在目前阶段，应当并且只能以中国译者为主体。中国译者要有时代的担当，勇敢挑起对外传播中国的重担。他建议要强化国家对外翻译机制，培养和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翻译队伍，建设一支胸怀祖国、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融通中外、甘于奉献的中译外国家队，形成对外翻译人才育得出、用得上、留得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