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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国际教育共识 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王永利专访
作者:张影    来源:光明日报直属杂志《留学》    日期: 2021-09-30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这是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启之年,在这一充满挑战的新征程中,教育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2020年,教育部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更加深入参与全球重大教育行动与教育治理,扩大教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务实的工作与长远的计划。在全球疫情尚未结束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前沿技术开创国际教育合作的新道路,搭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教育资源交流平台,最终实现教育体系搭建,已成为当前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在教育部大力支持下,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以下简称交流协会)主办的中国国际教育年会正是我国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抓手与锚点。这一教育年会自2000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也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国际教育盛会之一。

在本年度年会举办前夕,《留学》采访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永利。这位曾在多个中国驻外大使馆负责教育交流工作的秘书长,与我们分享了他对新时代国际教育交流的看法与心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丰富人生经历 积淀工作经验

纵观王永利的职业道路,他的职业发展始终与“国际教育交流”牢牢联系在一起。1984年大学毕业后,他就进入了教育部外事局,即如今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工作,我国留学从以公派留学为主到如今发展到自费留学成为主流,王永利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并为我国的教育交流事业发展作出了切实的努力和贡 献。

王永利在教育部的工作,与我国对留学事业的规划也密不可分。无线电物理专业出身的他,需要为当时的公派留学生提供专业的支持和服务。“改革开放后,国家大量派出理工科专业的学者、学生出国留学,在工作中逐渐发现,管理人员只懂外语是不够的,与留学人员的互动不够顺畅,所以引入了一批理工科专业的人充实到队伍中。”王永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他辗转于各国之间的工 作。

“有时候,‘行万里路’可能比‘读万卷书’还重要。”回想过去几十年间在各国的教育交流工作,王永利认为,这些由不断转换的工作地点标注的人生经历,经过总结内化为自己的经验后,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目睹了近些年来中国对外教育交流事业迅猛发展的他,对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的巨大变化,也有不少感触。

“八九十年代,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寻找资源为学生们提供奖学金。从学生、学者的角度来看,那时留学生的经济水平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王永利回忆,自2000年后,留学生群体不断扩大,并且逐步向以自费出国为主体转变,使领馆人员的工作模式也改变了许多,起初他们需要在很多方面管理和支持学生,而如今学生在经济上基本独立,只有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才会求助使领馆。“1998年我从英国离开时,中国留学生只有8000多人,但去年(2020年)我再度从英国回国时,中国在英留学生已经接近22万人。”

谈到如今学生对专业的选择,王永利还对《留学》记者卖了个关子:“以英国为例,在英国中国留学生就读最多的学校是哪个大学?可能几乎没有人能猜得到——是伦敦艺术学 院。”

对于留英群体以及相关工作变化的总结,只是王永利丰富的国际教育交流工作历程的管中一窥。对他而言,在教育交流与合作这条主线上,每个工作岗位都意味着新的挑战,过去的工作积淀便成了应对挑战的有力凭借,“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大家工作努力的方向基本一致,更重要的是积累下来的与外国人交流的方式,以及如何把握形势的经 验。”

留学意义与文化交流

谈到出国留学,王永利持非常肯定的态度,“我认为只要条件允许,年轻人能去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沉浸一段时间,这是很重要的经历。”至于留学的意义,则是他在几十年工作历程中始终在考虑的问题。随着年龄渐长和工作经历日渐丰富,他得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

“我认为,出国学习并不只意味着去学习知识和技能,最重要的是沉浸于不同的文化氛围,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影响自己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单一的技能与知识只能应对当下的问题,能力与思维方式才是构成一个人高素质的本质内 涵。

“在目前的大环境中,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求职者中仍然是稀缺资源,但有些‘海归’仍然成了‘海带’,这就体现出了差距。”在长期的驻外工作中,他接触了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众多留学生,学生之间的思维方式差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全力以赴只是为了学位,但有些人则在学习过程中更广泛地关注社会,拿出更多时间与当地人交流,那么同样拿到学位后,两者之间的能力与思维方式就会有很大差别。”王永利表示,出国留学“学什么”始终是广大留学生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留学在当代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赋予了交流协会推动中外教育交流的工作独特意义。2021年是交流协会成立40周年,王永利将协会工作的核心总结为“开渠道、搭平台”。40年来,交流协会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引领中国民间教育国际交流战线建设了主体多元、覆盖广泛、规模庞大的网络体系,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的交流活动,为推动教育改革发展,推动中外教育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 献。

“我们搭建平台为学校、老师和学生提供帮助,受益的也将是他们。”王永利表示,协会所进行的工作,最终都要落点在接受教育的人身上,帮助广大学生们接触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推动国内外教育领域的互通有 无。

育新机 开新局 新形势下的中国国际教育年会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交流协会始终致力于为广大学子与教师、高校乃至整个教育界搭起自由交流的平台和桥梁,而作为协会自主搭建的最重要平台,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二十余年中,始终紧跟国家教育对外开放大政方针,聚焦国际教育领域热点、前沿议题,不断拓展服务教育一线国际化能力建设的广度、深度,为助力中国教育发展和对外开放、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年会不仅是国际教育工作者的盛会,也是教育界的“风向标”和“助推器”,是展现中国教育自信、开放、包容的窗口。

王永利对《留学》记者介绍,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不仅能政策解读、学术研讨、凝聚国际教育共识,同时也能帮助中外院校对接合作需求,助力院校国际化能力建设,精准匹配合作伙伴。此外,年会能够集中展示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满足人们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多元化教育需求。每年约500家参展院校,2000多名来自近40个国家的海外院校代表参展,无疑为教育领域的各方人士提供了不出国门的面对面国际交流机会。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国际教育格局产生了新变化,也催生着从业者更多的思考。及时调整国际教育交流的路径,利用好前沿技术,对世界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2021年中国国际教育年会的主题是“育新机,开新局,建设开放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探讨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谋划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要开启第二个百年征程以及‘十四五’规划,而且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王永利向记者分析了这一主题背后的思考,并指出了其中内涵,“‘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要由量的增长转变为质的提高,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教育就必须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开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只有与世界教育发展同频共振、深入融合,我国教育才能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他表示,希望本届年会的主题能凝聚国际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推动他们把握机遇,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提质量,开创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王永利介绍,本届年会将会有32场平行研讨会,内容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专题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研讨重点主要包括疫情对国际教育合作带来的挑战与对策,双、多边教育合作研讨,跨境教育质量保障和职业教育交流合作以及专题教育国际研讨。不难看出,研讨会议题与当前世界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密切相关,既包含了疫情影响等短期内的话题,也包含了未来长期合作交流的探讨,其中,中美、中英等教育大国的对话,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女性教育等话题,都与人们当下乃至未来的发展密不可分。

充满挑战的时代 教育交流仍需创新发展

疫情常态化之下,应当加强国际教育合作、培养全球人才,还是寻求脱钩?要联合做大教育交流合作蛋糕,还是关起门来做教育产品特供?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采访中,王永利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王永利向《留学》记者表示,交流协会希望能够以教育年会为基础,搭建一个拥有更大规模和更大影响力的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平台,“要真正达到NAFSA(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年会的规模,可能需要8到10年时间,但我们需要先确定目标,根据自身的能力和需求,结合国际环境的变化,设计一个全新的平 台。”

这一对于未来的设想,有中国教育的现实基础,“我们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最多的出国留学生,经历过去40年的发展,教育已有了一定的基础。”王永利看到,未来国际教育领域的“中国声音”将是工作的重点,“我们需要有中国的话语权,而不是止步于模仿他人。我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创造出更好的模式,也应当设置更高的标准和更高的要求,为全世界提供教育服务。”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仅有顶层设计显然还不够,人才是个中关键,特别是在全球疫情的大背景下,创新国际教育交流方式,开辟新道路以促进人才的培养,不被疫情按下“暂停键”,是教育交流的重要方向。“回应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是全球教育的共同责任,也是各国教育的发展机遇,我们有义务培养更契合时代发展的优秀人才、夯实更加互信的友谊根基,这也是教育国际交流的意义所在。”

谈到创新的具体方面,王永利认为,一是团结合作,二是科技赋能。他表示,疫情让中国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交流合作的重要性,更应携手聚焦全球教育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合作探索解决办法和方案,推动互学互鉴,实现全球治理互利互惠。同样地,疫情期间在新兴技术基础上飞速发展的新型交流形式,让科技在某种意义上重构了教育内容、重塑了教育形态,科技在优质教育均衡和多样性的发展中,必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应对疫情发生后的变局,交流协会经过一年多的创新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民间教育合作交流新思路新举措,真正做到了“人可以不见面,推进合作不能停”。5G、远程连线、视频直播、融媒体等新兴技术,让协会持续开展国际会议、师生学者交流,拓展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国际合作网络,并在线上深度参与了联合国系统机构和WFCP(世界职业院校与技术大学联盟)、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等活动,巩固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国—欧洲、中国—东盟等合作。

对于科技发挥的巨大效用,王永利也感触颇深,“过去,我们将技术作为辅助,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可能成为未来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他也对目前中国教育对技术的应用有所担忧,“疫情来临以后,我国响应非常迅速,提出了‘停课不停学’,但很可惜的是,教学恢复正常后,很多学校就将其放到了一边,没有继续探索。”

王永利表示,未来在线交流将成为教育交流的大趋势之一,一方面,新兴技术拓宽了信息传递的受众面;另一方面,课程教学也将迎来崭新的模式。“很多知识型、技能型的内容,可能不再需要依托于课堂,教师在课堂上将更多开展讨论,为学生赋能。”



关键词:国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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