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素来认为，翻译家的使命就是为本民族广大读者奉献读之有益的译作，为本民族作家诗人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其实这种使命感也是我的初心，所以从开始翻译的那天起，我就为自己定下了“填空白”的原则。为此，我买来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编的《翻译出版外国文学著作目录》等资料认真查阅，寻找需要填补的空白，发现值得开垦的处女地。我早期翻译出版的司各特的三部长诗（《湖上夫人》《最后一位吟游诗人的歌》和《玛米恩》）、斯宾塞的《小爱神》、锡德尼的《爱星者与星》，以及马克·吐温《亚当夏娃日记》中的“亚当日记”都是填补空白的译作。而拙译《爱伦·坡集》囊括了爱伦·坡一生创作的全部诗歌和小说，《弗罗斯特集》包罗了诗人一生所写的全部诗作以及重要讲稿、随笔和书信，《威拉·凯瑟集》则收编了作家早期的四部长篇小说（《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云雀之歌》《我们中的一员》）和短篇小说集《精灵花园》），这三部文集的大部分内容也都由我首次翻译成中文。我把这种首次翻译命名为“原创性翻译”。尽管我认为重译文学名著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都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也认为，做原创性翻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迄今为止，我已翻译出版了英美文学作品三十余种，计约一千万字。我翻译的作品大多都一版再版，在港澳台地区也颇有影响，台湾地区就出版了我八种（共十一卷）译著，其中《未走之路》一诗自2005年起入编台湾地区中学教材《国文》第6册，2017年又调整编入小学教材《国语》第12册。

在长达四十年的翻译实践活动中，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理念，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标准，总结出了一些翻译原则和翻译技巧。

我把翻译目的区分为“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详见拙著《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第四章）。所谓“文本目的”，就是要让不懂原文的读者通过译文知道、了解、甚至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及其文体风格，而“非文本目的”则是指翻译活动发起人（有时候也包括兼为发起人的译者）的文化目的、政治目的或经济目的等，例如上文说的“为本民族广大读者奉献读之有益的译作，为本民族作家诗人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就是我从事翻译活动的文化目的。我坚持认为，“文本目的”才是译者的根本目的，要实现文化目的等“非文本目的”，首先还得实现“文本目的”，而实现“文本目的”的途径只有一条，即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达出来。

我一向信奉严复首标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我对“信、达、雅”的解读是：信者，言真也，言真者，语不伪也；达者，通到也，通到者，至也，至者，言及而不过也；雅者，正也；正者，语言规范也，语言规范者，章无疵，句无玷，字不妄也。所以我认为，作为翻译标准，“信达雅”是个不容分割的整体，是一个标准之三维坐标。这三维坐标的关系是：译文要“信”，辞必“达”意，辞要“达”意，必求“雅”正。但长期以来，“达”字被人片面地解释为“语言畅达”，“雅”字则被错误地理解成“文辞优雅”，于是我提出了“最接近、最自然”这个简单翻译标准（见《中国翻译》2002年第2期）。所谓最接近，就是译文要在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等方方面面都尽可能地接近原文；所谓最自然，就是译文的语言要尽可能地通顺自然。总而言之，译文可以有洋味，但不应该有洋腔，翻译家笔下的中文也应该像中文作家笔下的中文。例如在《超越生命》中，我把“But the course of my life,when I look back, is as orderless as a trickle of water that is di⁃verted and guided by every peb⁃ble and crevice and grass-root it encounters.”翻译成“但当回首往昔，我发现自己的生命历程就像溪流之蜿蜒漫无定向，触石砄草根则避而改道，遇岩缝土隙则顺而流之。”又如在《海鸥的启示》中，我把“Spume leaps up from the sea caverns of buried reefs and the blue and purple of the turbulent watersare roiled and twisted with clash⁃ing and opposed currents”翻译成“泡沫从潜礁暗洞中涌起，湍波相撞，激流互碰，使那片紫蓝色海水涡旋涛腾。”

我总结过英语定语从句的译法（见《中国翻译》2001年第5期，《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提倡把起修饰限制作用的英语定语从句尽可能地翻译成定语，包括一些较长的定语从句。例如在《论财富》中，我把“Seek not proud riches,but such as thou mayest get justly, use soberly,dis⁃tribute cheerfully, and leave con⁃tentedly.”翻译成“别为炫耀而追求财富，只挣你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施之有乐且遗之有慰的钱财。”又如在《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我把“I have already described the un⁃natural curiosity which had taken the place of my original terrors”翻译成了“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我那种反常的好奇心，那种使我消除了恐惧感的好奇心。”

至于我总结并使用的其他翻译原则和技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人群中的人：曹明伦译文自选集》这本自选集中去发现并体会。但我希望更多的读者把这本书作为一本普通的文学选本来读，更多地去品味这些英美文学大师讲述的故事、描写的景物、抒发的感情、阐述的道理，欣赏其叙事、写景、状物、抒情、言志、论理时的艺术构思和精妙笔法。毕竟，文学作品之主要功效，是要让读者获得艺术体验和审美快感，从而对生命和生活本身有更多的感悟。

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说：“作家不流眼泪，读者也不会流泪；作家没有惊喜，读者也不会惊喜。”而我历来也认为：译者不被原文吸引，读者也不会被译文吸引；译者不被原文感动，读者也不会被译文感动。所以我从来都刻意选译翻译那些能吸引自己并感动自己的原作。本书所选的六篇小说、十五篇散文和三篇文论就属于这样的作品。

我对文学大师向来都怀有敬仰之情，对文学翻译始终都抱有敬畏之心。对自己殚精竭虑翻译出来的作品，我当然敝帚自珍，但同时也不乏自信。不过我深知，翻译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永远都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校勘了选入这本书的早期译作，与原来出版或发表的译文相比，有些措词和标点略有改动。我并不奢望每个读者都欣赏我的译文，只要拙译不至于冒犯广大读者的文学品味，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