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这门“世界语言”沟通心灵——文学视...- 21英语教师网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经典，《共产党宣言》以深邃的历史分析、开阔的胸襟和充沛的激情而著称。这一部经典雄辩地阐述了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带来社会结构的必然变化。尽管如此，许多精细的解读都没有忽略《共产党宣言》提到的一个特殊命题：世界文学的形成。

19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出现在歌德等作家和思想家的言辞之中，但是，《共产党宣言》的表述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而指向普遍的精神文化生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可阻挡地冲开了“地方”“民族”之间有形无形的边界，现代交换体系不仅造就物质产品的广泛流通，精神产品也将挣脱原产地的限制而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种描述展示了总体性世界文学的形成路径。

当然，所谓的“世界文学”并非游离于“地方”和“民族”的另一套迥异的文本，而是表明“地方”和“民族”的文学作品由于传播而获得了“世界”的性质；与此同时，“世界”亦非某种霸权垄断的舞台，必须另行购票入场——恰恰相反，每一个“地方”和“民族”均已进入世界，它们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都有资格将世界作为创造的空间。

一百多年的文学形势愈来愈清晰地证实了“世界文学”的命题，同时，文学及文学研究开始自觉地意识到世界历史的存在。人们曾经使用各种概念描述19世纪前后文学的演变脉络，例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无不涉及对文学与历史互动关系的理解。

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还是风土人情的转换、技术对于生活的重塑、自然与生命的不同观念，各种历史波澜都在文学之中形成回声。文学风格或者文学形式之间的竞争，无不涉及文学对于历史的独特发现和再现方式。

现实主义文学擅长客观地描绘社会历史的图景，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成为这些图景的轴心；浪漫主义文学倾心于高蹈和神奇，现代主义文学流露出强烈的阴郁和反讽，二者无不寄寓了文学对于现代性的某些批判——奢华的消费主义，贪婪与物欲，市侩哲学与功利主义等。通常，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学显现出相对集中的主题，相对一致的文学风格或者文学形式。相形之下，“世界文学”往往斑斓纷杂，头绪多端。这不仅取决于各民族相异的文学传统，还取决于各个“地方”不同的历史主题与历史节奏。

然而，恰恰由于斑斓纷杂，“世界文学”的视野可能超出特殊的地域或者文化圈而形成愈来愈明朗的世界意识。作为引人入胜的文化窗口，文学不断展示世界的千姿百态。虽然文学仅仅提供纸面的精神旅行，然而，由于作家充当导游，人们将在审美享受之中迅速而深入地领悟世界各地的人文风貌。美国学者本迪尼克特·安德森曾经论证，15世纪之后出现的印刷品对于“想象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学是印刷品之中最富魅力的类别，文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人们认识广阔的世界。至少可以说，新的认识造就了一个可以共同谈论世界的知识群体。

尽管众多作家从不同方向参与了“世界文学”的生产，但是，大多数杰出作家贮存于内心的多半是“民族”而不是“世界”——他们通常以自己的民族作为立足的圆心。世界如此之大，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盛得下乡愁。民族历史是一个作家成长的文化土壤，是一个作家的心灵护佑，也是一个作家持久的关注对象。“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于文学来说，这种“爱”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民族历史时常赋予作家真正的灵感与不竭的创造能量。

如果说，众多民族国家共同组成世界，那么，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局部。展示每一个民族的历史秘密，这是民族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奉献。所以，作为“世界文学”的独立一章，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清晰地显示了世界与民族的辩证关系。以陈独秀、胡适、鲁迅为首的一批“五四”作家无不拥有世界文学的视野，但是，他们卷入文学的重要目的是疗救自己的民族。文学再度证明这个观点：置身于世界图景提供的参照中，一个民族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更深刻地认识自己恰恰是世界意识带来的另一个收获。

相对于市场提供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隐藏了特殊的魔力。物质产品通常遵循弃旧图新的规律，新的型号与新的功能很快覆盖或者取代了古老的款式。条件许可的时候，没有人愿意驾驶一百年前的破旧汽车，或者使用五十年前的黑白电视机。然而，精神产品存在远为广阔的呼应范围。一部经典著作仿佛时刻在播撒精神的种子。人们无法预计，这些精神的种子将在哪一个时间、哪一个地点发芽，接受的主体是谁，产生何种效果。

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对话，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世界意识的基础之上。世界之大，个人只能涉足有限的处所；作为一种彼此相知的语汇，文学可以帮助不同民族的人们心领神会，乃至共同参与世界。所以，世界范围林林总总的文学经典展示了“人类”的存在。“人类”生活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是相互联系的共同体——不论他们自己能否意识到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包含强烈的世界意识。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想，而且显示出很强的历史紧迫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出了一个现今不同于以往的重要特征：“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场合愈来愈多。许多新的迹象显示，人类的命运正在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无论是气候问题、太空开发还是环境保护、生物安全，众多民族国家不得不广泛合作，共享成功带来的红利，或者共同承担失败的可悲后果。气候问题带来的极端天气、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海平面的升高涉及全球范围，任何一个地域的居民都可能遭遇无妄之灾。新冠肺炎疫情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如果“人类”无法联手阻断病毒的传播链，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逍遥地独善其身。

将“人类”视为整体的时候，某些倾向的危险程度超出了预料——这些倾向带来的问题远非威胁个别区域，而是危及整体的“人类”。历史表明，一些事情正在悄悄地发生意想不到的翻转：财富与科学技术曾经为人类带来了许多便利物资，可是，由于各个群体的发展愈来愈不平衡，财富与科学技术中，不知不觉地潜入某些负面因素。《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个趋势有增无减，发达的科学技术同时构成生产力发展的稳定保障。

然而，伴随社会财富的急速增长，一个公平的财富分配方案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如期出现，贫富之间的差距甚至比以往更为悬殊。与社会财富急速增长并驾齐驱的另一个事实是，发达的科学技术同时研制出强大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的杀伤力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危及全人类。

此外，由于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自然环境承受的压力愈来愈大，自然环境带来的生态问题可能分布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以至于整体的“人类”处于休戚相关的状态。面临这种历史情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显出特殊的感召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包容互鉴、和而不同，倡导多边主义与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个倡议敏锐地觉察到历史发展正在遭遇的一个重大问题：全球化形成的相互交织业已成为常态之后，人类如何以更加团结的姿态克服各种负面因素制造的障碍？

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全球治理到文化传统和文明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汇聚了多方面的远见卓识，为不同学科打开多种思想路径。与许多学科相似，文学将以自己的形式呼应这个不同凡响的历史判断，并且积极参与具体的构建。可以看到，一些科幻文学陆续以幻想的形式再现核战争导致的不祥图景。如果说，科幻文学是以曲折的方式表现出对于未来的忧虑，那么，现实主义作家有责任更为积极地探索历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主题，将为文学开创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和想象空间。

对于文学来说，真正的历史不仅是一套悬浮的设想和概念，而且是进入每一个人生活角落的沉甸甸内容。文学作品通常切入主人公的人生际遇和起伏的命运，描绘芸芸众生的日常经验、喜怒哀乐和各种具体遭遇，但是，作家将密切注视沉淀于寻常细节之中的历史动向：情感、经验之中存在哪些有助于团结人类的因素？文学对于正义、善良和人性温暖的肯定如何持续地为人类增添正能量？更为激烈的国际博弈之中，哪些开阔的历史平台可以兼容种种分歧的意向，求同存异，缓解种种不平衡形成的落差，从而寻求新的平衡可能？这意味着新的视野和智慧，也提供了未来文学的重大资源。

如果现代社会被视为普遍的追求，那么，“人类”将以整体的面目应对这个问题。这时，现代性、现代化主题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就会成为特殊的焦点。

现代社会是普遍的追求吗？这个问题曾引起讨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一些理论家根据某种意识形态企图提出以西方为范本的“现代化”。但这种范本屡遭抵制，许多民族并未将“现代化”的历史目标拱手相让。

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讲话》中说过：“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吃、喝、住、穿”代表的物质条件，是决定“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精神生活的前提。同时，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别拥有相对独立的逻辑，前者的发展带动后者持续演进，二者均不断地追求更为完善的境界。尽管何谓“现代性”的衡量指标不尽相同，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文化模式和社会管理成效参差不齐，但是，现代社会构成人类历史运动的一个共同认可的驿站。普遍的追求使各个民族国家可能遭遇相似的发展问题，同时，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民族国家构建的现代社会存在紧密的合作与互动。

然而，正如哈佛大学研究员杜维明所言，“现代化”并非等同于“西方化”。尽管“现代化”起源于欧洲，但是，“如果我们开始从多文明角度看待现代化，那么，那种认为当代西方的经历应在世界其余各地予以重复的说法，就不再可信了”。杜维明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于东亚现代性的参与，总结出若干异于西方现代性的特征，譬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之中的职能，法律与仁爱之心、以礼相待的互动，家庭作为基本单位的意义以及家与国、公与私之间的有机联结，教育与人格，修身与道德，如此等等。不论诸多具体的分析是否存在出入，杜维明的结论令人深思：“儒学的东亚能在不彻底西方化的情况下充分现代化，这表明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式。因此可以设想，东南亚可以实现它自己的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亚化。”更大范围内，人们有理由相信“世界各地固有的传统都有转变的潜力，发展出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

在他看来，全球各种文明的对话是当务之急，对话是建立世界和平秩序的前提。现代社会的普遍追求与多种现代性的设想，这种图景包含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面对的“同”与“异”之间的辩证：相似的历史坐标之下，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可能形成相似的追求，然而，每一个民族国家可以依赖自己的文化传统，选择不同的路径抵达现代社会。换言之，价值观念的公约数构成了“共同体”的依据，但是，各个民族国家并未圈定在同一条跑道之上，每一个民族国家可以独辟蹊径，从不同的方向登上高地。

相对于古代社会，现代社会意味着重大的结构转型。世界范围的频繁互动导致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跨越空间的互动愈来愈密集，民族国家内部历时性承传的文化传统相对衰退。这种文化症候时常产生激烈的争论，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分庭抗礼、相持不下，“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或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指责此起彼伏。事实上，这种状况涉及民族主体、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多边关系。

进入世界范围的文化大交流，借鉴、参考、批判、崇拜等各种文化策略都有可能出现。这时，民族主体始终是一个首要的衡量准则。鲁迅倡导“拿来主义”，“拿来”即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鲁迅自称仰仗读过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写起了小说。他师法哪一部“外国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正写出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保卫民族主体的时候，模仿对手同样可能成为一种文化策略，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

多种现代性的观点力图证明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都有能成为构建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源。世界文化的平台上，中华民族文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将日益显现。如果说，文化“引入”是一个多世纪许多知识分子重要的启蒙工作，那么，现在或许是谈论文化“输出”的时候了。很大程度上，重新认识传统文化，根据现今的历史情势弘扬和运用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事实上，歌德即是在与秘书谈论中国清代小说《好逑传》的时候提出“世界文学”的命题。

当然，所谓的文化“输出”必须建立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质量之上。中华民族文化的哪些内容将会赢得不同民族的普遍兴趣？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话题。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可供展示的文化范例不胜枚举。从文学范畴内部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到更大范围的儒、释、道，诸多文化范例无不展示出世界一流的文化创造力。无论如何分析每一个文化范例的成败得失，这种文化创造力都是共有的普遍特征，也都是民族文化的内在驱动。

一个多世纪的文化“引入”同时无形地造成民族文化的防守姿态。浓重的防守意识甚至让人忽略隐藏于民族文化内部巨大的创新能量。纵观绵延不绝的中国历史，必须善于发现与发掘民族文化独特的创新冲动与创新形式。

我愿意重复中国书法史上一个简明的例子强调这个特征。一些人主张恢复繁体字作为向文化传统致敬的形式。然而，汉字的演变证明，古人曾经一次又一次大胆地简化字体。日益复杂的社会形成愈来愈多的文字交流之后，古人并未拘谨地墨守成规，接受效率低下的书写速度。从篆书、隶书、楷书到行书和草书，可以从这些字体的演变背后察觉古人不懈的改革精神。令人惊叹的真正创造是，每一种新型字体都在古人手中转换为美轮美奂的书法艺术。

中华民族文化既厚重不迁，又周流无滞，“守正”与“创新”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回顾民族文化的时候，没有理由遗忘古人涌动不息的文化创造力。谈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多种现代性，这种文化创造力展现为各种独具一格的中国智慧。

作为不同民族或者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的综合研究，“比较文学”曾经倾向于总结“文学共同体”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致规律，钱钟书概括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然而，相对于这些书生意气的文化憧憬，另一些观点更多地指向了世界范围的文化差异、分歧乃至冲突——“文明的冲突”之说曾经流行一时。如果说文化霸权是种种差异、分歧乃至冲突的重要诱因，那么，西方中心主义正在引起愈来愈多的反弹。一种舆论曾经长期流行：西方文化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文明，西方观念充当了种种意义的起点；西方文学更为优越，无论是展示人物的丰富、深刻还是文学形式的多向探索，西方文学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存在。时至如今，这些观念陆续遭到质疑与批判，包括一批西方知识分子的抨击。事实上，“文学共同体”的一致与分歧两种倾向分别涉及民族文化的内部与外部，涉及文化与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复杂博弈。

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

任何一种类型的文明均与特定的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种族、环境、时代以及各种文化传统均参与了文明的漫长积累。相对于一个民族的繁衍生息，民族文化内部始终存在新陈代谢机制；但是，当众多民族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时，民族文化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的通约原则。宽阔的世界舞台上，每一种类型的文明都有赢得尊重的资格。

现代历史逐渐开启了每一个民族的大门——世界连为一体之时，恰恰是各种类型文明彼此交流之日。各个民族文化的取长补短恰逢其会。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场合，世界范围的文明交流并未伴随温情脉脉的气氛顺利展开。市场的开拓与占领成为打破民族边界的首要动力时，利益的交换乃至利益争夺不可避免地介入甚至支配文明交流，从而带来多方面的紧张关系。过往的历史并未提供多少乐观的例子。

恰恰在考察多种现代性的时候可以发现，西方一些国家的现代性是与帝国霸权和殖民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社会关系表明，利益的衡量成为一切衡量的核心，利益产生的严重冲突往往充当了战争的导火索。当坚船利炮成为对话的语言时，当丛林法则形象地演绎“落后就要挨打”的悲剧时，文明的交流可悲地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庸，甚至构成一个反讽。相对于互惠互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种历史状况格外刺眼。

至少在目前，传统的国际关系、经贸体系或者文化交流网络均无法提供“人类”全面合作的稳固基础。从古老的宗教到近现代的阶级、民族、国家，各种重磅的概念无不存在明显的双重性质：这些概念既可以成为某些社会共同体认同的基石，也可以成为拒绝乃至排斥另一些社会共同体的藩篱。与此同时，诸如身份、族群、性别等另一些概念继续涌入。围绕两批概念形成的论述汗牛充栋，这恰恰证明两批概念涉及的问题均未过时。这些问题既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也是这个历史主题将要超越的内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如果这种状况意味着新的机遇，那么，必须同时意识到新的要求。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只有当社会财富极大地丰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时的利益冲突才会消弭于无形。然而，尽管这种社会条件尚未形成，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仍然可以划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平台。这个区域可以相当程度地摆脱斤斤计较的利益交换乃至尖锐的利益冲突，例如“文学共同体”对于各个民族文学的审美式兼容。审美既青睐个性的差异，同时又构造广泛的共鸣区域。梅花之美并不排斥菊花，犹如国画之美并不拒绝油画。组建审美家族时，不同的面容闪烁出相互理解的表情。诗与戏剧可以共存，音乐与雕塑并行不悖。各个民族文学的迥异风格亦作如是观。这也是中国作家之所以能够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理由。中国审美旨趣、中国气派、中国风范恰恰是“文学共同体”之中最令人敬重的。

“文学共同体”的构造表明，文学的各种个性构成了非对抗性差异。审美不再负有开疆拓土、产品竞争和创造利润的职责，个性的非对抗性差异将摆脱利益的纠缠而成为相互补充甚至相互激赏的对象。审美的创造性劳动带来的巨大快乐不再是维持生存的额外负担，而是自由天性的发挥；这时的每一种个性将获得广阔的空间而不再屈从于利益的衡量。这也是“和而不同”的一种生动诠释。揭示“文学共同体”审美式兼容背后的依据，力图以隐喻的方式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史愿景令人向往的美好性质。虽然各种条件尚未完全具备，但是，如同“文学共同体”，某些领域的合作已经存在巨大的成功希望。

（作者：南帆，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