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至20日，由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主办，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承办，《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协办的“跨越·比较·汇通：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高端论坛”在线上顺利召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Jean E. Howard、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王宁、四川大学教授曹顺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众议、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金莉、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查明建、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教授Candace Barrington等近四十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应邀参与了论坛。浙江大学副校长何莲珍为论坛开幕式致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许钧担任论坛的学术委员会主席。会议于18日下午、19日上午和下午共举行了三场论坛，二十四位与会学者做了主题发言。会议同期在B站进行了直播，四千多人次在线聆听，惠及校园内外。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长江学者许钧为开幕式致辞。许教授认为，本次论坛主题“跨越、比较和汇通”表达了学术的三个重要方面：跨越是出发点，比较是方法，汇通是目的。论坛的安排既体现了国际化，同时又注重本土化。在论坛组织者、长江学者郝田虎教授的主持之下，浙江大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内同领域的学术重镇，产生了国际影响力。

3月18日下午，会前讲座由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担任主讲，他演讲的题目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张教授认为，亚里士多德《诗学》在古代希腊并不为人所知，而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发现。《诗学》是从具体作品——史诗和悲剧——来讨论普遍性的文学理论，指出诗是由具体显示一般，由特殊揭示普遍。这既是文艺研究的范例，也为文学研究，包括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示。

3月19日，论坛正式召开。大会主题发言“passing on”（传递、传承），由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主持。三位发言者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Jean E. Howard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 Candace Barrington教授。Jean E. Howard教授的发言题为“在监狱讲解《麦克白》”（Devil-Portering in Hell: Teaching Macbeth in Prison）。Howard教授探讨了环境对文学教学所施加的限制和可能性，并讨论了教学场景如何改变她对《麦克白》一剧的教学。为什么惩戒场所人员要求学习莎剧《麦克白》？教师能从中得到什么体会？她在女子惩戒所教学的经历表明，无论在何种环境阅读文学，文学都能丰富人的心灵，教师都能在教与学中成长。

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中国比较文学：历史回顾与当代走向”。他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鲁迅、王国维等重要思想家被视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比较文学在中国停滞了相当一段时间，在1978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边缘地位。在它作为一门学科进入中国之前，一些著名的中国学者，如朱光潜、范存忠、陈铨、钱钟书、季羡林、吴宓、杨周翰、方重和伍蠡甫等，就已经进行了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他们的工作（还包括乐黛云等）无疑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铺平了道路。随着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22届年会在中国澳门成功召开，中国学者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新流派——中国学派正在崛起。

中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教授、新乔叟学会理事、著名中世纪研究专家 Candace Barrington教授则探讨了“乔叟《医生的故事》与伪翻译”（“Countrefeted termes”: Chaucer’s The Physician’s Tale and Faux Translation）的话题。该研究考虑了翻译实践渗透和塑造乔叟作品的方式，并探讨其中一个表现形式，即伪翻译。研究通过借鉴乔叟翻译实践的五种模式来审视《医生的故事》：挪用、转换、运输、解释学和边缘化。乔叟将其结合在一起，给了非翻译文本（如《医生的故事》）一种翻译的外观，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创作空间。

在主题发言结束后，五组大会发言陆续进行。第一组大会发言的主题为“跨越”，中国人民大学杨慧林教授作了题为“从福柯重读爱比克泰德、利玛窦、王阳明之间的‘知’与‘行’”的发言。该研究以利玛窦和福柯对爱比克泰德的读解互为参照，并虑及利玛窦《交友论》和《二十五言》的编译由来及其与王学弟子的交往，探讨 “知行关系”究竟是落实于道德践履、还是通过“行”而重构一种理解结构。杨教授认为，其中的意义或许在“语内”和“语际”的比较中更为清晰，并当在“相互批判”中得到“双向阐明”。杨教授的发言给大家带来诸多启发。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探讨的题目则是“文明互鉴与世界文学的形成”。曹教授认为，世界文学的形成，是文明互鉴和交融而成的。西方文化实际上具有多样性渊源关系，即便是现当代西方文化，依然是文明互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结果。从文明互鉴的史实出发，我们才能够从根本上摒弃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倡导文明的平等对话与文明的互鉴共生。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探讨了“《局外人》中的自由意志问题”。他认为，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来看，“局外人”默尔索缺乏意志自由，因此他触犯了人类社会的禁忌，必须处以极刑；但正因为如此，加缪通过对人类自由主体的困境的揭示，对现代性不言而喻的前提提出了批判性反思。南京大学何成洲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文学与艺术跨媒介研究的新方向”。何教授认为，跨媒介是文学与艺术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在数字化时代呈现出新的特征。应该结合文学与艺术的作品，利用相关的理论资源，探索跨媒介研究的新方向。如何把跨媒介现象问题化？何教授认为有四个视角，即历史的视角、跨学科的视角、跨文化的视角和表演性的视角。

第二组大会发言的主题为“比较”，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教授作了题为“论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立意”的发言，他认为，平行研究依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且与比较文学的核心目标密切相关。平行研究之难，不在于研究什么对象，而在于从研究对象中可提炼出什么样的理论问题，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具有怎样的文学理论意义。问题意识是“可比性”的逻辑前提，而问题意义决定了平行研究的学术立意和学术价值。上海交通大学彭青龙教授探讨的题目是“世界眼光与比较视角：文明、文化、文学话语的变迁及权力转换”。他以远景、中景和近景所对应的文明话语、文化话语和文学话语为视角，论述了世界格局演变中话语变迁与权力转换的关系，认为欧洲中心论的文明话语和欧美一元论的文化话语，所彰显的二元对立思想和种族优越论的西方眼光，是有限的或者片面的世界眼光，并在其文学叙事话语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现出来。蕴含其中的霸权思维不仅是世界动荡和冲突的文化根源，也是中西矛盾恶化的深层次原因。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方针和文学创作实践与西方的话语观和权力观截然不同，并赢得了世人越来越多的认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韩加明教授则讲解了“《克拉丽莎》《汤姆·琼斯》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韩教授认为，可以从全景小说和反讽叙事角度比较研究《红楼梦》和《汤姆·琼斯》，从悲剧小说角度比较研究《汤姆·琼斯》和《克拉丽莎》，还可以从家庭和婚恋小说角度开展三部小说的比较研究。比较研究18世纪中期创作的这三部中英小说名著对于我们正确认识18世纪中英社会发展和文化异同，对促进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加强中英或中西互相了解学习借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是有益的。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文学思潮·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兼及文学研究之‘系统的组织的机制’”。蒋教授认为，西方文学思潮通常是在跨国阈限下蔓延的，其拥有的跨文化、跨民族的“世界性”效应隐含了“世界文学”的基质。深度而全面的西方文学史研究离不开文学思潮的研究，文学思潮的研究又必然离不开系统、综合的思维与比较的理念与方法，其研究结果则又自然地属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范畴，而这种比较视野和理念则使文学研究拥有了“系统的组织的机制”。

第三组发言的主题为“汇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众议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汇通与叠加”。他认为，文学不是科技，超越和开新是相对的，汇通和叠加才是常理。文学研究和批评方法亦然。他的研究针对文学的不可界定论和绝对相对性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文学及文学理论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汇通和叠加的结果。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教授则分析了“拜占庭文学的性质与价值”。他认为，拜占庭文学的基本性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是以古希腊哲学为核心阐释基督教文化的结果。它不仅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世纪文学形式，而且对后来的西欧文化、阿拉伯文化乃至俄罗斯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甚至今天东西方冲突，都可以从中找到原因。南开大学王立新教授探讨的题目是“希伯来神话：从‘有’‘无’之争到民族叙事话语特征之辨”。他认为，神话不但是希伯来文学的一个重要文类，而且在叙事话语上体现了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这尤其显示在从苏美尔、古巴比伦到希伯来一脉相承的“洪水神话”的叙事比较上。考虑到希伯来神话的文本形态最终定型于希伯来民族史上的第二圣殿时期，这恰恰表明，希伯来神话从古代近东的神话土壤中破土而出，伴随民族文化传统的发展形成过程，成为了独树一帜的神话系统。浙江大学吴笛教授对“壮士歌的流传与文本的呈现”议题进行了发言。“壮士歌”是中世纪俄罗斯口头流传的诗歌，不仅具有基于史实的史诗特性，而且具有传奇色彩。壮士歌的流传充分体现了文本作为“实体”的存在，以及“说唱诗人”作为脑文本“活体”的功能。同一文本经过不断传诵，逐渐形成人们乐于接受的“集体文本”，由于存在于不同的活体，在流传中也会发生变异，但它所具有的伦理教诲功能始终如一，尤其是英勇尚武和爱国主义热忱，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以及民族形象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组大会发言的主题为“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叶舒宪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比较文化研究新视野：从《贝奥武甫》谈起”。他认为，从比较文学的有限视野无法洞察的深层文化基因，需要借助于比较文化宏大新视野加以寻根溯源。美洲印第安文化的熊图腾信仰与萨满巫医实践，保留着欧亚大陆史前文化的根基线索，也为福克纳小说《熊》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叶教授基于他自己写作《熊图腾》和翻译《萨满之声》的学术经验，对此问题做出系统说明，并结合人类学与考古学发现，介绍新旧大陆比较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四川大学傅其林教授则探讨了“论所罗门·马库斯的数学诗学”。他的研究探索罗马尼亚著名的数学家、符号美学家所罗门·马库斯所提出的数学诗学，从理论基础、文学的数学模型构建、诗歌语言的数理分析等维度论述其关键问题，挖掘其从数学角度推进符号学美学的独特贡献。傅教授认为，马库斯以数学思维方式对诗学的阐释与建构，为当代美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域，也同时带来数学诗学本身的困境。东华大学杨林贵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从渊源影响到跨文化互文：比较文学的衍变与中国莎学特色浅议”。他的发言说明了莎士比亚研究与比较研究的关系，讨论了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特色莎学”问题。把莎士比亚放在中西文学文化互渐研究的视角下，我们会发现中国莎学不仅反映了20世纪以来文艺思潮的变革，而且在中西对话中试图得出独特的认识，我们还需要进而考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如何看待经典文学的精神价值。山东大学申富英教授探讨的题目是“论乔伊斯小说中艺术家的Bard身份”。申教授认为，乔伊斯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艺术家身份及其艺术创作的讨论，斯蒂芬多次被称作Bard。Bard是凯尔特德鲁伊教士的一个艺术阶层，一般译作“吟游诗人”，实际上是古凯尔特民族的御用大诗人。从乔伊斯小说文本看，斯蒂芬深受浪漫主义诗人影响，并以他们自况，而这些诗人身上体现出的特征，恰恰与欧陆和英伦诸岛文化圈逐渐建构的Bard特点相吻合。乔伊斯的小说含有Bard关注话题的现代化表达，其中部分描写是凯尔特Bard艺术的特色。

第五组发言的主题为“文本”。北京师范大学张哲俊教授作了“讹误或流变：论文化校勘与注释的纠缠”的发言。张教授认为，校勘与注释可以作为研究文学关系的方式，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校勘与注释的论文化。校勘与注释本来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但由于论文化，使二者纠缠。但这不会影响研究，只能使研究更加深入。清华大学曹莉教授就“永不终结的契合：王佐良与比较文学”一题进行发言。“契合”（affinity），是王佐良先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宛如一根红线，将作家之间、文学之间的契合以及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对话和相遇令人信服地串在了一起。曹教授结合王佐良先生的学术生涯和杰出成就审视讨论下列问题：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谱系与中国故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的当代问题和社会关切，当代学人需要具备若干重要方面学养，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学者。上海外国语大学王欣教授就“英国18世纪中后期的文学社区与体裁分化”一题展开讨论。她认为，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伴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读者群的扩大、出版的商业化以及小说的兴起，文学体裁开始出现更加明显的分化，出现了新型体裁以及多重体裁相融合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体裁等传统观念的分化，体裁渐渐不再成为文学价值判断的标准。同时这一时期，也发展衍生出形式不同的文学社区，既包括当时文人社交活动的聚集地，也意指文人间的友谊及群体创作，是促进文学体裁更迭变化的重要源动力，推动了新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过渡与发展。浙江大学郝田虎教授则围绕着“莎士比亚对中国十四行诗创作的影响”一题展开讨论。郝教授认为，莎翁十四行诗在中国广受欢迎，十四行诗的形式已经在中国成功地本土化，中国的十四行诗在很大程度上是从阅读和移植西方十四行诗、包括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人的十四行诗发展而来的。莎士比亚对中国现代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他启发了诸多中国诗人的创作，尤其是十四行诗的写作。受莎士比亚启发而作的中文十四行诗可分为四类：1）翻译与写作相结合；2）以莎士比亚为主题；3）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形式；4）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结构、意象和主题。莎士比亚为中国现代诗歌提供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

在论坛的最后，一直在线聆听的张隆溪教授应邀作点评发言。张教授认为，此次论坛非常成功，发言内容具体而实在，论题涉及面广，在理论方面提出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也值得汇集出版。据悉，论坛将以系列形式在各大高校继续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