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物】 

  1995年9月，北京大学新生报到时节。

  这段时间，可以看到一个身穿短袖圆领衫、年过半百的老师，骑着平板三轮车，来回穿梭在暑气尚未消退的美丽校园，帮着西语系新生拉行李。一些新生看见了还招呼他：“哎，老师傅，帮我们也拉一车！”

  当年的这位骑三轮车的师傅，正是今天由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赵振江教授。

  他是我国著名的西班牙语资深翻译家，在西班牙、秘鲁、智利、阿根廷等西班牙语国家多次获得过骑士勋章，在我国诗歌界和西班牙语文学界享有盛誉。

  “这两个形象，看似完全不一样，但在我心目中，是合二为一的。这就是我们的赵老师，既在聚光灯下，拿过许多国际国内荣誉大奖，在整个诗歌翻译界享有极高声誉；同时，在生活中，又是那么平易近人，是一位可爱可亲的师长。”现任北京大学西葡语系主任范晔副教授如是说。

“这些都是小事”

我在此放声歌唱，

伴随着琴声悠扬。

一个人夜不能寐，

因为有莫大悲伤。

像一只离群孤鸟，

借歌声以慰凄凉。

  （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开篇，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诗人、记者、政治家，1834—1886；赵振江译）

  出生于1940年的赵振江，是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西马各庄村人，现在的首都机场北线就从村南穿过。

  他的家乡在1948年就解放了，那年他8岁。那时村里没有小学，整个顺义县也没有一所中学。

  “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我只能像当年所有的农家子弟，‘面朝黄土背朝天’，要么像父亲那样，从小去当学徒，没有别的出路。”赵振江由衷地说。

  1958年，他在牛栏山中学上高中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18岁。

  1959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学法语专业。1960年，由于古巴革命成功，西语系决定从法语班抽出三名学生改学西班牙语，将来留校任教，其中就有赵振江，他在学了一年半法语以后，成为北京大学第一届西班牙语学生。

  1979至1981年间，赵振江被教育部选送到墨西哥进修西班牙语言文学，并被指定为学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负责20多位留学生和进修生的日常生活和党团活动。他十分珍惜这次出国进修的机会，在完成学业和留学生工作之余，全文翻译了阿根廷史诗《马丁·菲耶罗》。当时他翻译这部作品完全是出于爱好，从未想过要出版，译完后就束之高阁了。

  1984年，意想不到的机会来了。

  为了纪念史诗作者何塞·埃尔南德斯诞生150周年，阿根廷文化部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并将诗人的诞辰定为传统文化节，同时展出各种语言版本的《马丁·菲耶罗》。我国得到这一消息时，只剩下4个月的时间了，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赵振江的中文译本《马丁·菲耶罗》如期送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受到热烈欢迎。阿根廷《马丁·菲耶罗》译者协会委托我国驻阿使馆文化参赞张治亚先生，给赵振江带来了译者证书和纪念银币。

  通过《马丁·菲耶罗》，张治亚先生认识了赵振江。1987年，张治亚在西班牙任文化参赞时，推荐他到格拉纳达大学参与校对西班牙文版《红楼梦》。

  赵振江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有的译稿不能用，要逐字逐句地修订，和重译差不多。但是打退堂鼓是不可能了，只好硬着头皮干下去。他向格拉纳达大学要求，派一位文学功底过硬的人参与译校，否则好事难成。就这样，他先是与加西亚·桑切斯合作，后来阿丽霞·雷林克也加入他们。前后历时18年，终于在2005年，三卷本的西班牙文版《红楼梦》出版了。

  赵振江是这部译作的第一署名，但既无版权，也未得到稿酬。当年，因为在格拉纳达大学的编制序列内没有赵振江的工资预算，校方只能为他提供食宿和很少的补助津贴。在一些西班牙朋友的建议下，校长想方设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安排他为大学暑期班做讲座，还在圣诞节时赠送他一套八卷本的《西班牙文学批评史》。

  回想往事，赵振江平淡地说：“这些都是小事，无所谓。但是翻译《红楼梦》，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的，一辈子能有幸做这样的事情，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点实事，就是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译诗要像诗”

绿色，我喜欢你呀绿色。

绿色的风。绿色的树枝。

船在海上行驶，

马在山中奔驰。

  （《梦游人谣》开篇，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西班牙著名诗人、剧作家，1898—1936；赵振江译）

  洛尔卡，这个名字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自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先生译介他的作品以来，时至今日新的译作仍不断问世。

  洛尔卡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向并将永远站在穷苦人一边，永远站在一无所有的人一边，站在连空洞无物的安宁都没有的人一边。”

  像洛尔卡这样曾经以及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诗坛的伟大诗人，他们的诗歌可译不可译呢？这个问题在我国讨论了多年，至今仍在探究之中。

  对此，赵振江认为：“讨论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国内诗人和读者需要读外国诗，所以大家都在译。”

  翻译界历来有这样一个共识：“以诗译诗，就是译诗也应是诗，译诗要像诗。”

  这句话看似简单，做好了十分不易。赵振江有深刻的体会：“诗歌翻译本身是二度创作，它不能离开原诗。离开了原诗，就是乱译。但是，又不能逐字逐句地对号入座，那样根本没法译，译出来也不可能是诗。我们追求的不过是译诗与原诗的最佳近似。但这只能通过反复推敲才能实现，而且这个过程是无止境的。”

  在做讲座时，赵振江经常用《红楼梦》中的诗词举例，说明诗歌翻译只能是二度创作。例如“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等等。他说在外文里，最忌讳的就是重复；可是在汉语里，这却是一种修辞手段。因而不可能进行“对号入座”式的翻译。

  又如在《梦游人谣》的开头几行，戴望舒译作：“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赵振江翻译的是：“绿色，我喜欢你呀绿色。/绿色的风。绿色的树枝。/船在海上行驶/马在山中奔驰。”

  有人说后两句加上“行驶”和“奔驰”，是画蛇添足。可是赵振江认为：“戴先生译得很好，但是我认为经典可以有不同的译本，读者可以参照和比较。我加上这四个字，有我的两个理由。”

  他解释说，其一，原诗是传统谣曲的格律，每行八个音节，而“船在海上，/马在山中”，每行却只有四个字，即四个音节，显得有点儿“短”；其二，他曾看过一个诠释《梦游人谣》的电影短片，画面上就是一艘船在海上行驶，一匹白马在山中左冲右突，诗人用这两个意象表现的是人内心的欲望和冲动。

  他觉得，这样处理译文，或许更能体现诗人的本意。

“首先注重的是德艺双馨”

  “当法西斯的第一批子弹射穿西班牙的六弦琴，流淌出来的不是音符而是鲜血。”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智利当代著名诗人；赵振江译）

  智利当代著名诗人聂鲁达、墨西哥诗人帕斯，都是享誉世界的西班牙语诗人。

  “他们的作品充满激情，视野广阔，渗透着感悟的智慧，体现了崇高的人文情怀。他们最为可贵的是，都是站在人类和人性的高度来写诗，不是为个人写诗。”赵振江评价说，“聂鲁达着重反映人的社会性，或者说阶级性；帕斯更多的是关注人的自然属性，即人性。他们考虑问题都是从人类的高度出发。”

  赵振江与诗人们交流思想时，总是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内心感受：“从我翻译外国诗歌的经验来看，凡是世界级的大诗人，视野必是广阔的，境界必是高远的，很少去写那些碎片化、私密化的小恩怨、小情调的东西。当然，这些小品类的诗作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只写这样的作品，要想成为大师，我觉得很难。”

  聂鲁达是智利人，但他关注的绝不仅仅是智利，也不仅仅是西班牙语国家，而是全人类。他写过题为《中国》的诗。在其著名长诗《伐木者醒来》中，也有一段关于中国的诗句：“……你(指美军)千万/别在中国登陆：洋奴买办蒋介石/身边将不再有腐败的官僚集团：/等候你们的将是农民们镰刀的丛林/和炸药堆成的火山。”

  另一位西班牙语诗人塞萨尔·巴略霍也是如此。他是秘鲁人，但他关心的是全人类，他长期在巴黎办诗歌刊物，多次访问苏联，在西班牙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写下了著名组诗《西班牙，请拿开这杯苦酒》。赵振江历时十余年，精心翻译巴略霍的作品，认为他的胸襟和眼界，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从事西班牙语诗歌翻译的数十年间，西班牙文的《红楼梦》和汉语的《马丁·菲耶罗》，可以说是赵振江最为重要的译作。此外，他还是西班牙语诗歌在国内的主要译者，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地区所有获诺贝尔奖诗人的作品，他都曾翻译过。

  赵振江选择诗作既看诗品，又重人品。他翻译的第一部西班牙语抒情诗集是《柔情》，这是被誉为“抒情女王”的智利诗人——加布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诗选。她是拉丁美洲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当年，她获得诺贝尔奖是有争议的。因为，单纯从诗歌艺术上看，她不一定是最好的诗人。”赵振江说。

  但他认为：“奔腾于字里行间的爱的激情，使她的作品在群星灿烂的拉美诗坛上发出了耀眼的光辉。她的诗歌里所写的主题，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爱，从情爱到母爱，从母爱到博爱。”让赵振江更敬重的是诗人的人品和她的精神世界。

  米斯特拉尔自幼生活清苦，从未进过学校，自学成才，终身未婚，将毕生献给了文学事业，并将著作版权捐赠给家乡的穷苦儿童和在西班牙内战中失去父母的孤儿。后来她成为联合国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生为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而不懈奋斗。

  赵振江总结说：“我选择译介对象，首先注重的是德艺双馨。”

  赵振江，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翻译家和教授，还是一位怀有朴实和谦逊品德的学长。与年轻人交流翻译经验时，他常常以一种谦和、平等的态度，颇有长者风范。正如诗人吉狄马加所评价的那样：“他不仅仅是一位翻译家，还是把自己的言说变成行动和现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