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文学在20世纪初的文学繁荣惊艳世人，诞生了叶芝、萧伯纳、王尔德、乔伊斯、贝克特等世界级文学大师，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自20世纪末以来，爱尔兰文学又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且在新世纪后愈演愈烈，有加速发展的趋势。这一新的繁荣自20世纪60年代起初露苗头，头一个阶段以对历史和爱尔兰身份的反思为主要内容，自1990年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题材和表达方式日趋国际化和多元化。

一、对爱尔兰身份的历史反思

  南北分治是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遗留下来的一大难题，1968年北爱尔兰问题爆发，在随后的30年里各宗教和政治派别之间流血冲突不断。政治危机呼唤着文学的表达。虽然很难用统一的概念或主题将众多的作品笼统概括，但是对身份、地域、历史和持续政治冲突的反思是这一时期具有共性的文学主题。

  横扫学界的后殖民理论为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强劲的理论支持。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催生出了“爱尔兰研究”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最早萌芽。这一阶段的作家均表现出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历史反思精神，要求重新审视和评估爱尔兰革命历史和民族主义思想，总结历史教训并通过正视历史来开启一个新的未来。作家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重新思考和定义爱尔兰身份。长期的暴力摩擦和武装冲突使得与爱尔兰政治问题相关的历史、暴力和创伤题材成为20世纪末爱尔兰文学的主流特色题材。

  谢默斯·希尼（1939-2013）和布莱恩·弗里尔（1929-2015）是20世纪60年代后登上文坛新生代作家中的优秀代表。作为新一轮诗歌繁荣的杰出代表，希尼被誉为叶芝之后最重要的爱尔兰诗人，并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希尼出生在北爱尔兰中部的农村，后移居都柏林。他的农业成长背景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作品。在他的代表作《挖掘》一诗中，希尼用他祖孙三代的“挖掘”动作来勾勒血脉的延续和变化：祖父和父亲用铲子挖掘泥炭和土豆，而诗人则用手中的笔来挖掘生活。希尼的诗根植于爱尔兰的独特土壤，其中有大量详尽记录农业生活的内容。他宛如一个民俗学家，用诗人的笔来“挖掘”记忆，记录下这个正在因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而飞快逝去的时代。北爱的暴力冲突同样是希尼诗歌的重要主题。希尼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发展出自己的方式来平衡政治立场与艺术自由之间的关系。他转向爱尔兰西部的泥炭沼及沼泽葬礼，尝试构建一个历史的神话框架，来阐释当下的政治冲突，并用冷静克制的语气给予他的北爱叙事以更多的人性温度和复杂性。在《泥炭沼》《特伦德人》和《沼泽女王》等诗中，他使用泥炭沼的意象，把它编织为诗人个人的独特文化符号和爱尔兰民族的一个特殊地域，具有神话传说的神秘色彩，是既提供滋养（泥炭是爱尔兰农民的主要燃料）又带来死亡的一个矛盾空间。

  弗里尔是当代戏剧繁荣的核心人物。1964年，弗里尔的《费城，我来了！》在都柏林戏剧节闪亮登场，随即移师美国百老汇连续演出9个月，奠定了弗里尔的国际声望。此后弗里尔在他长达40多年的写作生涯里，每个十年都至少有一部极受欢迎的优秀剧目面世，包括《贵族》（1979）、《翻译》（1980）和《舞动卢纳莎节》（1990）等。爱尔兰在弗里尔的创作生涯中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困窘和文化保守，到90年代的“凯尔特虎”经济崛起和文化自信。弗里尔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不断在作品中创新技巧、拓宽主题，展示出动态的爱尔兰变化图卷。可以说，弗里尔是持续地展示爱尔兰20世纪末时代变化最为重要的作家。同时，他的作品通过聚焦热点文化话题和本土风情参与了时代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文化政治意义。

二、融入世界：快速变化的文化氛围

  1990年在很多方面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标志着爱尔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一年，爱尔兰选出了首位女性总统玛丽·鲁宾逊，她的竞选胜利被普遍看作是新一代的自由开明思想对传统保守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爱尔兰摆脱了20世纪中叶的极端保守政治，开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重新融入欧洲、融入世界。

  在经济方面，爱尔兰在1990年之后逐渐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经过十来年的“凯尔特虎”高速发展，爱尔兰摘掉了数个世纪的贫穷帽子，一跃成为欧盟最富有的国家之一。2009年的欧债危机爆发，爱尔兰经济遭受重创，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是最先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文化自信，体现在当代文学的许多方面。

  和政治、经济上的除旧布新相一致，爱尔兰社会在整体文化氛围上进入一个日益开放、日益多元的快速变化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断爆发的天主教神父丑闻事件严重瓦解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现代爱尔兰的精神掌控，爱尔兰社会终于进入一个延迟已久的世俗化进程。与此同时，随着宗教掌控力的削弱和国际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爱尔兰女性在打破性别限制、发出女性声音、去除父权压迫的道路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女性作家作为一个整体，精彩亮相爱尔兰文坛，积极参与塑造正在快速变化的文化意识和性别观念。此外，“凯尔特虎”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大量外来移民，爱尔兰从传统上的人口输出国变为人口输入国。社会结构在这种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国民人口结构多样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乡差距、贫富分化、内部歧视等问题也在这一时期集中暴露出来。

  新的时代呼吁着新的文化表达。爱尔兰文学在1990年后加速繁荣，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阶段。大批小说家迅速崛起，小说文类成为代表性的文类，长短篇小说的创作十分兴盛，诗歌和戏剧也继续延续着骄人的成绩。爱尔兰文坛新人辈出，佳作不断，频频斩获布克奖、科斯塔奖等英语文学大奖，在艺术性和流行度上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新一代作家普遍有着强烈的除旧布新意识，他们很多人接受过正规的学院派文学写作或者文学评论的教育，在作品中体现出与前辈不同的关注点和视野范围。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文化遗产被一些作家当作一种禁锢性的限制力量加以批判和清除。

三、源自乔伊斯——创新的文学表达

  新的探索首先体现在对于新语言、新形式的实验精神上。乔伊斯这个文学父亲，在实质上影响着当代作家的语言实验和形式创新。自乔伊斯之后，英语文学已经很难找到完全纯粹的现实主义作品，总会多少流露出现代主义的影响，这在爱尔兰当代文坛尤其如此。

  约翰·班维尔（1945-）是实践语言实验的最为重要的当代作家，几乎被公认为在世爱尔兰作家中的第一人。他的后现代小说是爱尔兰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最复杂、最富有想象力的文化产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的复杂实验性质，以及它们相互勾连的复杂文本关系，都令人联想起乔伊斯和贝克特曾经的文学成就。他的《无法企及》《蚀》《裹尸布》和布克奖获奖作品《海》等小说，不断拷问艺术表征和现实真相的关系，在语言实验之外具有很强的元小说特色。

  新的探索还体现在对于新主题的不懈追求上，不仅包括对题材的不断拓展，还有对于经典文本、经典题材的新解读、新运用。

  首先，爱尔兰复杂的历史问题及伴随而来的对暴力、政治忠诚、民族主义霸权等问题的思考仍然不断出现在新的作品中，延续了前一个阶段的爱尔兰特色题材。北爱局势随着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的签订而渐趋稳定，北爱冲突主题的作品开始向“后冲突时代”发展，出现新的特点。帕特里克·麦凯布（1955-）的《屠夫小子》（小说1992，电影1997）和《冥王星早餐》（小说1998，电影2005）将关注点从描写暴力冲突，转向描写个体在暴力环境下遭受的精神创伤。罗伯特·麦克利亚姆·威尔逊（1964-）的《尤里卡街》（1996）在闹剧般的戏谑中瓦解了导致冲突的宗教、政治等二元对立的神圣性。安娜·伯恩斯（1962-）的布克奖获奖小说《送奶工》（2018）则从女性视角反思了政治暴力和男权话语对于女性的伤害。尼尔·乔丹（1950-）自编自导的北爱冲突电影《哭泣的游戏》（1992）是这一小说热潮与电影媒介结合的杰出例子。

  与此同时，重写或改写经典文本和经典题材成为当代文坛的一大特色。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文化遗产遭遇了部分当代作家的挑战，但有趣的是，当代爱尔兰文学重新出现了浓厚的复兴古代神话和传说的兴趣，只不过这一兴趣被置于更为广大的框架之下，不仅涉及爱尔兰本土神话，还拓展至欧洲，尤其是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当代作家对古代神话传说的复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通过挪用和改写古代神话题材来参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当代讨论。

  例如女作家玛丽娜·卡尔的戏剧《赫卡柏》（2015）改编自欧里庇得斯的同名古希腊悲剧，却明确地表示出卡尔对欧里庇得斯男性视角的不满和修正。赫卡柏是特洛伊的王后，特洛伊战争令她国破家亡。欧里庇得斯的原剧用贬低性的动物特征，把她展现为一个号叫着的复仇人物，这一文化形象在西方艺术中一直延续至今。然而，卡尔的诠释颠覆了西方父权文化传统对这位悲剧女性的负面形象塑造。赫卡柏不再是个复仇的抽象象征符号，而是一个有着多重身份的活生生的女性。卡尔的改写不仅使人物更为丰满，还以古喻今，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剧中赫卡柏的谴责雄辩地表达了战争和暴力给所有女性和儿童带来的痛苦和伤害。

  在全新演绎传统题材的同时，更多作家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新的题材。爱尔兰在“凯尔特虎”和“后凯尔特虎”时期的新形象成为新一代作家描绘的主要对象。在他们的笔下，爱尔兰已经与叶芝、乔伊斯笔下的殖民地爱尔兰有着天壤之别，也与建国后一代作家笔下的农业爱尔兰有着巨大反差，成为一个日益现代化、都市化、国际化的富裕的爱尔兰。

  对于家庭关系、亲密感情的探讨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线，吸引着大量作家投身其中。而且，这一探讨又与爱尔兰文坛近年来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相结合，注重表达亲密关系中的女性体验。安·恩莱特在布克奖获奖小说《聚会》（2007）中，以赫加蒂一家的葬礼聚会为契机，描绘出三代女性的家庭情感史，展示出一幅动态的爱尔兰家庭关系变化图卷。萨莉·鲁尼（1991-）的《聊天记录》从女大学生弗朗西斯的视角展开，真诚地探讨了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对于现代女性成长的重要性。都柏林圣三一大学建于1592年，也曾和伍尔夫笔下的牛津、剑桥大学一样是保守势力的大本营，直到1904年才接纳第一位女学生。鲁尼将小说设在这个曾经只有男子才能进入的爱尔兰第一学府，并将其展现为一个女性与男性平等就学、自由追求学术和心灵发展的乐园。这样的文本塑造，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巨大变化和女性权益的发展，也表现了鲁尼试图塑造一个更为性别平等的自由都市空间的想法。

  当代作家尝试描写爱尔兰在欧洲和世界的新位置，地域忠诚感大幅削弱，与地方感伴随而来的家园感和农业国定位也不再束缚爱尔兰作家的文学想象，他们开始在全球寻找题材和读者市场。国际化的背景设置和人口的流动大量出现在文本中，爱尔兰被紧密地嵌套在全球体系中加以想象和描画。地理、国家、民族等疆界被不断跨越，整体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去宏大叙事的微观化转向，强调个体的感受，挑战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元对立，展示具体情境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些努力极大地增强了爱尔兰当代文学作品的普及性，吸引来大批国际读者，使爱尔兰文学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然而，这一国际化的转型并不意味着爱尔兰文学失去了其“爱尔兰”特色。相反，爱尔兰当代作家对于全球化框架下如何保持和重构爱尔兰特性做出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他们对爱尔兰时政问题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使得爱尔兰当代文学作品中依然体现出浓烈的爱尔兰特色。历史创伤、家庭暴力、中年失业等话题经由当代文学作品的书写，不仅成为爱尔兰国内文化论争的热点话题，并积极推动了相关方面的社会思想改良，而且还为国际文化舞台的相关争论贡献了爱尔兰特色的新材料、新意见。

  安娜·伯恩斯在《送奶工》里描写了具有高度北爱尔兰特色的女性经验：18岁的女主人公生活在北爱尔兰冲突的高峰期，她所面临的族群区隔和宗派斗争是极具爱尔兰特色的内容。但与此同时，她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以及泛军事组织成员“送奶工”以爱慕为名对她进行的性骚扰和精神压迫又是极具代表意义的全球女性话题。小说不仅以极具爱尔兰特色的内容呼应了2018年席卷全球的“Me Too”反性骚扰运动，而且还用鞭辟入里的文学想象为世界女性解放贡献了一个爱尔兰的经典文本。

  此外，长年旅居国外的爱尔兰流散作家，例如塞巴斯蒂安·巴里（1955-）、科尔姆·托宾（1955-）和科伦·麦凯恩（1965-）等，更是常常在作品中直接将爱尔兰与侨居国并置在一起，在双向互动的文化遭遇过程中来重新思考二者的关系与位置。这种将爱尔兰始终置于全球框架内加以文化想象和动态呈现的方式结出了累累硕果，使得爱尔兰当代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很好地保持了其民族性，并成功地将爱尔兰特性带到了世界舞台上。

  在爱尔兰文学史上女性作家一直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但女性作家大量地、群体性地出现在爱尔兰文坛并且有意识地发出女性的声音来影响和塑造时下的性别意识，这是在20世纪末之后才有的文化现象。如今爱尔兰不仅有了女性总统，也有了女性的“爱尔兰桂冠小说家”安·恩莱特和女性的“爱尔兰诗歌教授”：诺拉·尼高纳尔、葆拉·米汉、爱琳·库里亚娜。这些相关领域的最高官方荣誉既是对上述女性作家个人艺术成就的认可，也代表性地彰显了女性作家集体性崛起产生的文学力量。

  （作者：陈 丽，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爱尔兰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