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翻译家、英国文学史家、英语教育家王佐良先生（1916—1995）是鞭策、影响了我一生事业的恩师。1978年至1986年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度过了难忘的八年，见证了他事业巅峰期前半段为创办外语学术期刊、著书立说、培养人才所付出的非凡才智和无穷辛劳。

王师为我们留下了42部著作，其中36部是在1980年至1995年撰写的。荣幸之至，我和我同班八名学友参与了王师后期第一部著作《美国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英文版 Selected American Short Stories（商务印书馆，1982）的编辑工作。该选本汇集了欧文、霍桑至厄普代克、欧茨等 31 位美国作家的代表作。王师用中文给每篇原作写了前言，他夫人徐序写了作者简介。选篇的注释他留给了同道和青年学者去完成。本校周珏良、刘承沛和国际关系学院巫宁坤等老先生注释了较难注的6篇。他自己的研究生和社科院的研究生完成了其余的25篇。注释是人文学术研究的基本功。王师在我们准备论文前布置这项 “作业”，是让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1980 年标志着王师巅峰期的开始。就是在那一年，他创办了亲自组稿、译介作品与评论作品相结合的学术刊物《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头一年出了六期，全部是专号，依次是：当代英国文学专号、德国和东欧文学专号、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专号、当代法国和意大利文学专号、当代亚洲和非洲文学专号、当代美国文学专号。那年冬天，他召集袁鹤年和我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会上他提出 1981年先出一个20世纪美国文学专号，然后再出一个莎士比亚专号。记得会议结束时，他告诉我们，周珏良老师要从外交部调回来了：周师很欣赏我们的《外国文学》，只是觉得封面、封底色彩太单调，建议全彩刊登一些跟译介的作品匹配的名画图像。

 1981年春，《外国文学》按计划出了一个20世纪美国文学专号。那个专号的重头文章是袁鹤年的论文《〈榆树下的欲望〉和奥尼尔的悲剧思想》，同期刊登了李品伟译的奥尼尔现代悲剧《榆树下的欲望》（Desire under the Elms）。20世纪上半叶与奥尼尔齐名的小说家有海明威、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那个专号选登了福克纳的《两个战士》（Two Soldiers），但没有选登中国读者早已十分熟悉的海明威的作品。美国现代小说三杰中唯有菲茨杰拉德长期无人译介。在王师的鼓励下，我选译了他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重游巴比伦》（Babylon Revisited），在那个专号刊出。该专号还选登了刚去世不久的萨洛扬（William Saroyan）和 197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短篇小说。王师从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在《几句卷头语》中指出，“这四篇作品再度提醒我们：美国短篇小说是一个大家辈出、名篇不断的有重大成就的文学部门”。

 《外国文学》莎士比亚专号在1981年7月发行。读者自然先要看王师的卷头语：“这个专号之能够编成，标志着我国在莎士比亚剧本的翻译、演出、研究上正在渐趋活跃”（《专号前言》 2）。那个专号的压轴戏是英若诚中译莎剧《请君入瓮》（Measure for Measure），那年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演出《请君入瓮》用的就是这个中译本。英若诚毕业于清华外国语言文学系。他1945年入学时，王师已在那里教了五年书。王师跟英若诚通过电话后，让我周末去他家取译稿。那天，英若诚不在家，是他的夫人吴世良先生把厚厚一沓译稿交给了我。译稿后还附有英若诚专门为《外国文学》写的《〈请君入瓮〉译后记》。在《译后记》中，英若诚强调他译这部剧采用了不同于“文学译法”的新译法。王师非常欣赏这种考虑到演出效果的新译法。他观赏了《请君入瓮》的演出后写了《成熟的开始——评〈请君入瓮〉》一文。在文中，他夸奖英若诚“提供了第一个能在中国舞台上演出的新译本” （《全集》10：56）。
 

编莎士比亚专号是王师多年的理想。他与北外另外两位老教授，许师和周师，都拿出了自己的新作。王师的《春天，想到了莎士比亚》后来收入他后期第十一部著作《照澜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六首即兴诗其一《心胸》有排比句云：“你最不薄情，永远在理解众人，/ 你最不矜持，永远在接近众人，/ 你最不拘泥，永远在探索、创新，/ 你才思最敏捷，你下笔如有神”（《全集》 11：46）。这几句诗用来赞王师本人也很妥帖。许师的《莎士比亚十二赞》聚集了琼生、弥尔顿、约翰孙、爱默生等英美文豪对莎翁的赞语。周师的《〈麦克白〉的悲剧效果》则是有创新见解的论文。除了中译莎剧、诗文，该专号还有书评。王师请广西师范大学的贺祥麟评了朱生豪译的《李尔王》《麦克白》等莎剧，题目是《赞赏、质疑和希望》。当时国内还未见有人评过中译莎氏十四行诗。王师让我来评。于是，我的《评莎氏商籁诗的两个译本》在同期刊出（钱兆明 135-47）。

1982年秋，王师收到上海复旦大学已故戚叔含教授译五首莎氏十四行诗稿。他交给了我，并嘱咐我写一篇评论，与译诗一起排入《外国文学》1982 年第 12 期。王师是国内有名望的莎学家，他授意我评梁宗岱、屠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本和戚叔含译五首莎氏十四行诗，这对我以后的事业大有裨益。在鼓励我研究莎士比亚诗歌的同时，他传授给了我科研定位的一个诀窍。新手入门该不该避开热门的英美诗人、作家？热门的英美文豪，评论得再多也会有被忽略的层面，这些层面正等待着有志青年学者去攻克。那篇评莎氏十四行诗译本的急就章和其后不久发表的《读戚译莎氏十四行诗》果然引起了国内外莎学界、翻译界的关注。1981 年 11 月，梁宗岱发表《译事琐话》，大段引我的评语，然后指出译诗必须“反复吟咏……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395）。莎学家裘克安当时正在编辑一套《莎士比亚注释丛书》。短短三年间他出版了《哈姆雷特》《裘力斯·凯撒》《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四种。看了我两篇评中译莎氏十四行诗的文章，他决定让我编注《十四行诗集》。拙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1990年初版，1995年和 1998年又先后重印两版。1987年，美国《莎士比亚季刊》（Shakespeare Quarterly）居然将我评中译莎氏十四行诗的两篇文章连同1984年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评布思新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86年载《外国文学》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 1986 年载《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新发现的一首 “莎士 比亚抒情诗”》一起列入了《世界莎士比亚注释书目》（“Shakespeare: Annotated World Bibliography”; Mowat 660, 792, 793, 794）。

1984年，为配合筹建北外外国文学研究所，王师决定创办一个不定期的多语种学术刊物，刊名为《文苑》（Wen Yuan: Studie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因为从 1982 年冬起我在外研社代理病休的林学洪总编主持校刊《外语教学与研究》的日常工作，王师让我兼管一下《文苑》。记得那天王师翻开案头一本从美国寄来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指着刊名页列出的编者名单说，你我的英文称号就参考这个。

许师、周师、法语系的沈大力、俄语系的肖敏和悉尼大学的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教授分别给《文苑》创刊号写了长篇论文。许师的论文评介了鲁迅早年的哲学探索；周师的论文评估了 1976 年至 1982 年国内出版的《红楼梦》影印古本、新版本、译本及相关专著和论文；沈大力的法文论文评议了马尔罗（André Malraux）以中国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和《人类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肖敏的俄文论文阐明了研究俄语篇章结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韩礼德的特邀论文考察了英语的“功能性的句子展示性”（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FSP）。王师鼓励我也写一篇英文评论，就评上世纪 80 年代国内新开创的十余种外国文学期刊。于是，“China’s New Interest in Foreign Literature: A Survey of Translation Periodicals”应运而生。

1985 年夏，《文苑》创刊号还没出来，王师就把第二期的文章选好了。当时他的英文论文集《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Degrees of Affin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刚脱稿。“契合”也是《文苑》第二期的一个亮点。《论契合》的第七篇 “The Poet as Translator”，同时用在这里恰到好处。该文通过对比戴望舒译波特莱尔诗和戴望舒的原创诗证明，翻译波特莱尔诗歌改造了戴望舒自己的诗风，并使他成为具象征主义倾向的现代派诗人。跟此文呼应的是周师将《红楼梦》与《哈克贝里·芬》《莫比·迪克》作比较的“The Garden, the River, and the Sea” 。三部小说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契合——主人公心目中都有一个封闭世界。

我协助王师办学术刊物，以快先睹大手笔文章，学到了一套治学的方法。他总是鼓励我：多读好书、好文章，在虚心学习的同时，敢于提出质疑，发表创新见解。为了激励我“学而有思”，培养我独立完成科研任务的能力，王师不断给我布置新课题。从书评、综述到评论，从兼收并蓄到创新，所有的磨练都是积累与沉淀。

跟随王师多年，他一直没让我做诗歌翻译。1985年冬，我终于盼到了一个为他译诗的机会。那年，王师投入大量精力的另一项目是译著《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文艺复兴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和20 世纪初是英国诗史中的三个高峰期。介绍前两个时期的英诗，他可用自己的或卞之琳、杨周翰等老先生现成的译作。现当代英国诗歌的译介情况大不一样，能拿来就用的仅有袁可嘉译的叶芝的《当我老了》、查良铮译的艾略特《荒原》选段等十几首。他不得不亲自着手译麦克迪尔米德（Hugh MacDiarmid）等人的诗，并让自己和同道的研究生译诗。这就是为什么这部诗选用了几名青年学者译作的原因。

翻译十首哈代的抒情诗，是我赴美读博前王师给我布置的最后一项任务。这可是最合我心思的一项任务。我按照梁宗岱先生和王师的做法，一遍又一遍吟咏哈代的每一首诗，一边吟咏一边琢磨诗韵和表达的感情。吟咏到几乎能背诵了，才开始翻译。就这样，初译稿还是不理想。我不得不停下，去重读王师论译诗，重读他的译作。他在“The Poet as Translator”中说了，诗歌译者最好自己是诗人（《论契合》 108）。不是诗人怎么办？那就只有多读表现相似情感的现代诗或译诗。那年春节，我守在家里，天天读诗，读艾青、臧克家的原创诗，还有王师的译诗。对照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A Red, Red Rose”）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Above Tintern Abbey”）原文读王师的译文，只觉得他的语言跟原诗的语言几乎一样简练、清新。过完春节，我重新再吟诵哈代诗，琢磨原诗的用韵和情感，并试着一首接一首用中国现代诗的语言翻译。这次的效果好多了。

这十首哈代诗最先在《外国文学》1986年第4期发表。万万没想到，这些译诗在《英国诗选》刊出后，其中几首又在王师的《英诗的境界》（三联书店，1991）、《英国诗史》（译林出版社，1993）和《英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96）中出现。

王师在我赴美读博前布置我翻译哈代诗，不仅为我读博主攻英美现代诗歌铺了路，也为我以后在美国教授英美现代诗歌作了准备。据美国现代诗标准选本《诺顿英美现代诗选》（Norton Anthology of Modern Poetry），美国现代诗的先驱是惠特曼和迪金森，而英国现代诗的先驱则是哈代、霍普金斯和豪斯曼。我读博时用的是这个选本，在新奥尔良大学主讲英美现代诗歌（Early 20th Century Poetry）也是用的这个选本。

每当我在美国大学讲堂吟诵《呼唤声》中的 you call to me, call to me 和《身后》中的 He was one who had an eye for such mysteries 时，王师的身影自然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读博能在短时间里定位研究美国现代主义诗歌中的中国元素，并能在论文答辩前先发表其中的两章，与王师八年言传身教分不开。王师授意我比较莎氏十四行诗不同中译版本、翻译哈代诗歌，看似与我近三十五六年的科研无关，实际上这些研究和翻译让我打下了中西比较诗学的功底。他有关中西比较诗学的种种理念，注入我用英文撰写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和《东西交流与后期现代主义》（East-West Exchange and Late Modernism, 2017）之中，当然也注入在我从教五十年献给他和许师的《若谷编》和跨文化、跨艺术领域、服务中国话语战略的《跨越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