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文明进化史，一部文化传播史，其实就是一部翻译史和翻译出版史。有学者说，中国的翻译的历史很长，而翻译史的研究不长（周振鹤：《我所认知的出版史研究》，《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这话说对了一半，因为中国的翻译和翻译出版源远流长，对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研究起源也很早，只是不够充分。改革开放以来，对于翻译学科的建设更得到学界空前的重视。但是，很显然还存在两个不足或者说是空白，即通观的学术翻译史与翻译出版史。

     学术翻译史存在研究空白

　　多年来，翻译学界的关注重点在于文学，甚至局限于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成了翻译学的唯一对象。所谓文学翻译，也就是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国翻译学术取得重大进步，主要是文学翻译及其研究取得巨大成就。毫无疑问，文学翻译很重要，对于民族整体的文化建设和人民个体的长成，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前面说过，一部文化交流史和文明进步史，其实就是一部翻译史。这个文化交流和文化进步的范围很广，不是仅有文学一项能够框定与涵盖的。在文学翻译之外，还有学术翻译、文化翻译、科技翻译，或者说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门类的翻译。这些门类的翻译都有着丰富的实践，学术翻译和科技翻译的成果比比皆是。这些翻译门类都需要我们开拓研究，好好总结。每一门类的翻译都有大小不同的范畴，如学术翻译里又包含了哲学、历史学翻译等众多小门类。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规律，构成学术研究的特定对象。

　　科技翻译比起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翻译，似乎更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有专门的科技翻译类杂志，如《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科技翻译》等。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比如李亚舒、黎难秋主编的《中国科学翻译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从古到今通贯下来，是一项有一定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重要成果，得到科学界老一辈专家的高度认可。从其参考文献来看，本书的出版已经有了较为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众星拱月般托起了这本书的编撰出版。

　　中国古来就有学术的翻译，甚至最早的翻译可能还不是文学的。比如佛学的翻译，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翻译活动，远在汉魏之际。而且学术翻译取得过很大的成绩，甚至影响了文学的翻译。比如翻译界广泛认同的严复的信达雅的翻译理论，其实来源于严复的政治学翻译。换句话说，严复的信达雅之说是他在从事西方政治学著作翻译的过程中提出的，从事文学翻译的人们也广泛认同和借用了严复的这个翻译理论。

　　学术翻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学术翻译是学术进步的一个衡器。中国对于自己的知识与思想的表述，有许多是借助于外来思想和知识完成建构的，比较早的是佛教的影响，晚近则是西学东渐的影响。外来的学术知识与体系对中国学术的形成与演进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近代的许多日语外来词。曾有学者对上个世纪头十年的哲学翻译做了一个描述，说前五年对西方哲学的翻译基本上是一般性的泛论通论，而后五年代之而起的是一批专门著作的翻译出版，如严复的《穆勒名学》、王国维翻译的洛克《悟性指导论》（熊月之《清末哲学译介热述论》，载《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从对于西方哲学的翻译的这一现象来看，它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段中国哲学学术的进展史轨迹。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一部中国的学术翻译史其实就是西学东渐史。西学的方面很广领域很宽，也就造成翻译的多门类化。

　　学术翻译也在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负面现象，网络时代的学术翻译，带有很浓的应用色彩和功利色彩，商业劳务性的论文翻译以及机器翻译，替代了严肃的人工翻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我们要重视学术翻译的问题。学术翻译是机器翻译替代不了的，如同文学翻译是机器翻译替代不了的一样。

　　有学术翻译在，也就有学术翻译的历史在。学术翻译有它本身的逻辑历史。但我们对于学术翻译的研究，显然是很不够的。当然也不能说对于学术翻译的研究完全没有学者涉及，陈福康所著《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的一些篇幅提供了这一方面的点滴成果，如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的译论的介绍，以及陈康论哲学著作翻译、金岳霖《知识论》一书有关译与译味的论述的整理等。熊月之的论文《清末哲学译介热述论》（载《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对那个时代的哲学翻译做了初步的研究，指出当时的哲学翻译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翻译活动，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影响到中国学者开始重视和发掘本国哲学传统资源。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了朱志瑜、张旭、黄立波等香港与内地学者共同完成的《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共六卷），更是一项从古到今的学术翻译的文献整理。

　　但是这样一些零散的研究和初步的整理，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学术翻译史研究的整体推进，至少要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学术翻译史》，才对得起产生了无数优秀学术翻译成果的前人，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的开放时代。

      翻译出版史亟待进入研究视野

　　有翻译就会有出版，两者是不能分割开来的。没有出版的翻译只能是未落地的工作。翻译成果在当下以前，必须通过书报刊的物质形态来体现。翻译缺乏出版的载体，就如同缺了下半身。翻译是需要出版来支撑的，而且出版有时确实能够推动学术和翻译的前行。翻译不能直接对社会与学术产生影响，必须通过出版这个环节才能产生与放大翻译本身所具有的影响潜质。曾有学者写过书名为《翻译出版与学术传播——商务印书馆地理学译著出版史》的著作，这个题目就很好，点出了翻译出版与学术传播的关联。但就目下的情况言，我们或许可以说，研究翻译的多，研究翻译出版的少。

　　翻译出版史是各类翻译成果的出版史。研究翻译的历史，我们有一部五卷本的《中国翻译通史》（马祖毅著），这部著作主要是从翻译的角度着眼的。对各类翻译的出版的关注与研究，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对各个时期翻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说，对于各类翻译的出版的研究，应当是一个课题，而且是很重要的课题。

　　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或者叫作破题的工作。曾经有人写了《张元济与近现代翻译出版业》（王会杰，载《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论文集》），对近代以来的出版大家张元济的翻译出版活动做了初步的个案研究。还见到一部《在政治与知识之间：以晚清翻译出版为中心》（崔波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作者以某个时间段，从特定的切入点，来观察探讨翻译出版史的功能这一重要问题。邹振环先生更对翻译出版史的研究倾注了多年心血，试图从西书中译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角度，侧重研究明清以来的翻译出版活动，其成果较多，有《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疏通知译史：中国近代的翻译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后一书，承作者赠送过一册。以上这些都是有意义的研究。

　　但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还缺少一部贯通的《中国翻译出版史》。

　　我们需要有一部从古到今比较完整的《中国翻译出版史》，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那些翻译是如何出版的，出版过程中有哪些故事，编辑出版者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翻译审读的内在要求是什么，又有哪些值得借鉴和记取的经验教训，还有发行流通以及印刷的情况，甚至翻译著作的稿酬等。

　　就我个人所知，编辑出版者（包括机构与个人）在翻译出版活动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并不仅仅处在来料加工的被动地位。先说机构，比如新老商务印书馆，老商务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于新文学的反映要略为迟滞一点，但自创业起它对翻译出版西学图书却从来不曾落在时代后面半步，甚至可能说始终是站在潮头的，它在翻译出版学术著作中的组织和规划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老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出版方向就是译介西学。至于新商务印书馆，更依仗国家的支持，组织了大规模成系列的汉译名著的出版，引导了新中国社会与学术的思潮与方向。没有这些机构的投入，中国的翻译事业不可能达到曾经有过的和现有的水平。

　　编辑个人在翻译出版中的作用，且举张元济为例。早在1937年张元济70岁时，就有人在纪念文章中说，若以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为中国译印科技著作之始，可将从明末到1936年这三百多年的汉译科技著作分为三个时期，后两个时期出版的近千种科技译著，多数出于张元济的精心安排（周昌寿：《译刊科学书籍考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当代也有学者以张元济为例，指出：“中国在19、20世纪之交酝酿的一场文化巨变——也催生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其中担当普罗米修斯式的窃火传薪使命的，除翻译家之外，应当还包括出版家在内；两者之间配合协作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这一运动的规模与成就。堪称翻译史上双璧的严译学术名著与林译文艺小说，之所以能成为西学东渐进程中里程碑式的发展标志——直接的原因是严复、林纾遇到的是学贯中西独具匠心的张元济。在我们赞叹双璧耀眼的光晕时，切不可忘记张元济的策划之功与支撑之力。”（张荣华著：《张元济评传》，第61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

　　张元济不可追，那再举一个当代的编辑个人作用的例子。湖北教育出版社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本世纪最初10年间，由于编辑认识到翻译学的价值，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组织翻译研究类书稿，这使得湖北教育出版社在这20年间成为全国的翻译研究出版重镇。后来由于编辑个人工作调动，翻译研究类书的出版无以为继，这个出版重镇便于无形中消失。有研究者发现编辑的这种作用，在有关评论中专门讲到编辑的这种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选题的策划者唐瑾编审，长期关心中国翻译研究，为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出版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黄友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光明日报》，2019/05/13）

　　过去有一句话，说编辑出版者是学术和翻译的产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编辑的翻译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出版理念和编辑风格与作为，对于翻译出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翻译著作的大量出版和成功推向市场，又推动了翻译更多的作品，形成了翻译与出版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说，若非借助于出版业的推动，翻译的发生与演进是不可思议的。

　　时至今日，进行翻译出版史研究的有利条件，至少有三个，一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对于翻译出版的各个方面表现出关注与兴趣；二是对于翻译史和出版史的研究都有了良好的基础。有了许多学者初步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马祖毅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以及九卷本的《中国出版通史》（集体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作为国家重点项目已经出版，为翻译史和出版史提供了相互参照的很好的框架。只要组织好学者下功夫去爬梳史料综合分析，就一定能写出一部好的有深度的《中国翻译出版史》。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机构的行政管理单位和不少出版单位都对出版这一类选题表现出热情，甚至可以说渐次形成了几个出版中心和次中心。

　　学术翻译史与翻译出版史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各有自己的侧重，两个主题词已经充分的说明，前者是学术著作的翻译史，后者是翻译作品的出版史。当然翻译与出版是有关联的。学术翻译史与翻译出版史作为重要学术领域的确立，以及作为重点课题的立项与完成编纂并出版，将极大地推进翻译学科的完备，并成为翻译学科更为成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