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现代人会为了了解英国上世纪20年代的日常生活专门去读伍尔夫的小说，他们可以选择电影、电视剧、戏剧、展览或是其他媒介形式，文学流失的读者充盈在其他新生的媒介平台里，但文学依然在给所有新媒介供给着营养和灵感。

在文景成立20周年新近推出的“文学在生长”首场对话中，学者戴锦华和青年作家张悦然以及外国文学研究者魏然共同分享了对上述现象的各自观察。在人大进行创意写作教学的张悦然不无遗憾地表示，现在自己在课堂上有种“直播带货”的感觉，不断告诉学生们下次上课需要提前读些什么书，“但是现在的学生出于课业负担或是兴趣等原因，不太愿意去读长篇名著，而长篇小说本身就包含着阅读难度的部分，需要读者去尝试跨越，现在年轻人很少愿意去挑战了，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尤其是发生在文科生群体里面。”戴锦华则在北大的课堂上反复叮嘱学生一定要看哪些电影再来上课，现在她还增加了一句叮嘱，“不许两倍速看电影。”

面对当下青年学生存在的这样一个普遍的阅读症结时，她们非常希望在线上对话时分享自己被文学启蒙的时刻。在戴锦华的记忆中，她的童年长期受到书籍匮乏的困扰，于是她寻找一切可以读的杂书，直到她成年后意识到这样的阅读对自己是一种伤害。而真正谈得上文学启蒙的时刻，也是一次堪称惊险的时刻，“在我十几岁时候，一个亲戚悄悄为我打开了书架后面的藏书，我一次性看了《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巴尔扎克作品等名作，这次短暂的阅读冒险给了我很大震撼。”这样的文学启蒙让她终生都记得经典名著带给她的阅读快乐，她甚至因此养成了一个奇特的阅读习惯，即面对一本好书时尽量不去读最后一页内容，以保持最大的阅读快乐和结局的开放性。

她更想强调的是，读名著小说最好的时间正是青年时代，甚至是学生时代，“只有年轻时我们才会那么文艺，那么愿意去读小说，那时我们有勇气去追问自我，去寻找小说给予自己的那种直视凝视的目光。”她想起曾经遇到一个诺奖评委，对她说要想获得诺奖，不仅要写得好，也要活得长久。“这句话虽然是开玩笑，但评委的意思是他们现在的趣味或判断基本也是在年轻时阅读小说所形成的，等他们老了做评委时就会给当年那些自己欣赏的作家投上一票。”

相似的是，与戴锦华并不属于同一代人的张悦然，也认为自己的启蒙时刻是来自经典名著，尤其是两位“爱玛”，“一位是简·奥斯汀笔下的爱玛，另一位则是《包法利夫人》里的爱玛，一个教我怎么认识婚姻家庭，一个教我怎么去学会破坏和打破所谓的禁忌，特别是后面这个爱玛，拓展了当时我的认知边界。”而现在，她更欣赏的作家是康拉德与T.S.艾略特，时常给身边人推荐他们的作品。与张悦然同代的魏然则表示自己在大学时热衷于看新概念作文和先锋戏剧，他也并不认为当年那些被贴上“新锐”或“叛逆”的“80后”作品有误导自己的能力。

这恰好回应了对话一开始的那种对当下青年阅读现状担忧的情绪，与其批评或否定当下青年阅读畏难心理，不如尝试分析理解背后的原因。戴锦华认为,首先一代又一代读者对故事的追寻是不曾衰退的，从小说的黄金时代到后来的电影、电视剧等新媒介产生，它们都在强调自己最擅长的部分，但观众始终在里面寻找“故事”对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而张悦然在课堂上也发现，学生对名著的挑剔挑选也并非全然不可理解，她在新书《顿悟的时刻》里分享了自己对乔伊斯、契诃夫、门罗、波拉尼奥等作家作品的解读过程，特别注意到门罗是一个在课堂上很难言说的作家，“她小说中那些丰富细腻的生命感的东西，年轻学生是暂时很难体会的。”同时，她作为写作者也在反思，是否为当代读者提供了足够好的文本，她观察到这些年国外作品中自传体叙事的小说变得越来越多，认为这是社交媒体泛滥的环境下读者对“真实感”的索取倒逼作家们更多转向这种形式创作的原因，“典型的例子是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我的奋斗》系列，与此伴生的现象是大家对非虚构作品的阅读兴趣超过了小说。我自己时常也疑惑，作为写作者是否需要在小说中去追求最大的真实感以满足当下读者的需要，不如此虚构文学是否难以继续？”

这在魏然看来是多种文化媒介在互相影响的必然现象，也是互相竞争角力以及接棒发力的过程。他在疫情期间注意到，读者对虚构文学的治愈能力又加强了信任感，许多作家和学者开始在B站、豆瓣、抖音、小红书等热门平台上分享自己的阅读，这是需要被看到和认可的一种现象。戴锦华回应说，自己一直记得十几岁读《基督山伯爵》时里面的一个场景，那是主人公埃德蒙·唐戴斯在地牢里听到的一句“金句”，大致意思是如果一个人能读五十本好书，那么人生总会终生受益。借这句话戴锦华进一步说，现在许多读者都很喜欢提问自己在有限的时间里必须读哪些好书，但“具体是哪些书我们其实不需要被告知或听从种种的‘必读书单’”，“被自己的兴趣和乐趣所推动的阅读，才是更重要的。”或许，这也呼应了“文学在生长”的要义所在，生长需要自然自发的力量，这种生长的力量在每一代人那里都有着不同的外观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