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建华：他是开拓者，更是坚守者- 21英语教师网

虞建华，1950年生，浙江镇海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二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分别于1976和1983年在上外获得本科和硕士学历，1991年获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评为教授，任教育部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担任《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主编/名誉主编和《外国语》《译林》《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等杂志编委。曾获中英友好奖学金、美国洛克菲洛基金会人文学科研究金和美国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奖学金，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杜克大学、爱荷华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府访学、研修和合作研究。出版著作包括《新西兰文学史》（教育部优秀学术专著奖）、《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英语短篇小说教程》（教育部精品教材）、《美国文学大辞典》（教育部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9部，译著《五号屠场》等5部，主要学术刊物论文60余篇。曾获荣誉包括：国务院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的“中国外语教学杰出贡献奖”等。

采访组：虞老师，您好，很荣幸采访到您。我们了解到您祖籍是浙江镇海，但求学、任教、学术研究等工作都在上外，相信上外对您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您与上外的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呢？

虞建华：我们那时候到安徽阜阳农村插队。在全队所有插队的知青里我算是比较积极勤奋的，不搞特殊不求表现，穿着一套破布衫和农民打成一片，跟着农民一起吃苦。他们下地干活，我也踏踏实实跟着。到了春节人家急着回家，我不回来，既然到了那边就好好干。我还是一个6人插队小组的组长，我们组当时在生产等各方面做得还不错，成为全县先进队和知青模范。1972年，我们县委副书记推荐我入党。后来农工推荐上大学，因为我一直老老实实干活，工作表现比较优秀，就得到了这个机会。

所以我73年就参加了考试，虽然离开学校很久但是也一直在学习。我当时填报过中文系、医学院和外语。选择中文系是我兴趣所在，我从小就有当作家的想法，插队的时候也很关注农村的一些民风民俗，上过一段时间的创作学习班。选择医学也是比较有出路的方向。至于选择外语，我家是有学习外语的传统的，比我大十岁的大姐学习外语，64年大学毕业，曾在英国留学过一段时间，也在上外教书。

采访组：可以谈谈您从来上外读书做学生到留在上外做教师之间的经历吗？

虞建华：我读大学和大学毕业之后的那几年非常努力，尽管别人也说我努力，但是这段日子我用“非常”两个字来形容，是问心无愧的。我中学学习的是俄语，英语的起点很低，基础不好。我就踏踏实实一点点跟着老师学，到后面就追上来了，76年毕业就留在了英语系任教。作为青年教师，自己知道业务能力不足，也和学生一起拼命学。当时也有学生一年级考进来水平可能是整体水平的一半，就一点点东西来教，引导学生自己来学。当时脑子里的念头就是要全心全意对待他们。学生们辛苦考进来，背井离乡来上海求学，绝对不能辜负他们，不能辜负他们父母的信任。

后来我考了本校的研究生，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后又到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在英国时，我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下午六点开始，闭门谢客，调动全身每一个细胞进入工作状态，专注于高效完成每天学习和研究任务，直至晚上十二点结束。用了两年多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博士论文，开始《新西兰文学史》的撰写。在英国度过三年半后，我带着书稿回到上外，开始担任英语二系系主任。

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采访组：1983年，您硕士毕业后就被安排到成立伊始的英语二系。请问您在刚开始接受“中师班”培训任务时，怀着怎样的心情和期许？可以谈谈您在回到英语二系之后对“中师班”工作的印象吗？

虞建华：是国家教委委派了“中师学历班”培训任务，“中师班”的教学和管理成为新成立的英语二系主要职责之一。当时我国中等教育状况不佳，合格的外语师资十分紧缺，边远地区更不用说。一方面教师数量告急，教师工资少，而外企在我国起步，对懂外语的年轻人吸引很大，很多外语教师离开教学岗位。另一方面教师的水平有待提高，有些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教师学历普遍比较低。中师班的任务就是为中学教师创造机会再培训，通过两年高强度的培训提升外语技能，稳定教师队伍，提高中学的教学质量。中师班很特别，里面很多学生现在都很有出息，有的学生担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系统的领导，有的学生现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还有很多在中学当了校长、副校长或教导主任，更多学生则兢兢业业执教到退休。

上外的招生地区是新疆和宁夏两个自治区，外加甘肃、辽宁和吉林三省。我到刚成立的英语二系后，首要任务就是去甘肃兰州招生。那次招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当时交通落后，很多考生从甘肃边远县城赶到兰州要两三天车程。在和参考青年教师交流的过程中，我对当地艰苦的教学条件有所了解，更对他们在艰苦环境中默默无闻坚守教师岗位和孜孜以求提升业务水平的精神印象深刻。

开始的时候每年招收50人左右，但是在招收地区的强烈要求下，最多的时候我们招收了100人左右，到15年培训计划后期，中学外语师资情况大大改善，招收人数也减少很多。国家的需求量不那么大了，学员们能把新的教学观念带回学校，也都有所成就，我们也很有成就感。

采访组：上外向来以其语言优势而出名，为国家输送许多语言人才。但在九十年代，在这么一所语言类院校，诞生了法学院。英语二系成为新成立的法学院的一部分，当时叫做国际经济法学院。在这场转变中您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遇到过哪些困难呢，可以和我们分享当年的故事吗？

虞建华：首先师资力量肯定不够，我们组建新学院需要很多老师。没有现成的法律老师，我就一位一位地找，一位一位地请。从退休的法官、法务到年轻的法律硕士、法官助理，当时上海很多潜在人选我都去沟通、争取。也有很多人看我态度诚恳，觉得上外法学有发展前景，接受了邀请。我们组建了法学院第一批教师队伍。

整体布局又是一个重要问题，怎么才能把法学和英语相结合。我也没有做过复合型的布局，就慢慢探索，把我的想法不断地跟教务处商量。还有课程设置要一点点弄，哪些课要上，上多少，怎么协调。一开始设置的国际经济法方向的课程全部都是民法领域，但是像法理学、刑法这些内容也要有，就把法学教师也聚在一起讨论。在法律课程设置好后，我们还要具备英语能力，我们的学生出去英语一定要好，一定要到英语系的水平。不光会写，还强调要讲、要说。

教学问题解决后，那么学生从哪里来呢。我们在1995年成立法学院，第一批学生就是原来英语二系的学生。当时征求所有学生的意见，从英语二系转到法学，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

当时的院系里气氛非常和睦，大家都想着不能砸上外招牌。我们第一批学生95年到法学院是从大二开始读，所以是98年毕业。当时从上外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各大律所、企业都很抢手。后来有的公司两月份给我打电话想招聘毕业生，非常需要法律英语的人才，我就跟他们说“现在已经两月份了，你才打电话来？明年早一点吧”，虽然替他们可惜，但是心里确实是很骄傲的，我就知道上外开创法学院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采访组：在离开法学院之后您到了文学研究院，可以谈一谈您在文学研究院的工作吗？

虞建华：我认为我本质上是一名教师，不是做行政的。博士毕业之后回来我的研究方向很明确，都是朝文学方向走的，也有老师说“应该把他放在更合适的位置”。一直到04年学校要组建语言文学研究院才让我从法学院院长的职务退下来，参与组建语言文学研究院，以不同的方式为学校做贡献。我们做了一系列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和上海市社科项目，编写的《美国文学大辞典》获得了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外国文学类著作一等奖。还有一些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程和项目也都在开展，近期的一个是通过研究美国文学作品来揭示一些美国官方粉饰的真相，做好之后能从小说视角对美国政府有更清醒的认知。

语言文学研究所发展壮大，后分为语言和文学两个研究院，对研究员的科研产出要求比较高，上课是不要求的，但是我们全体都会上课。学生也喜欢从事科研、善于思辨的老师，自己应该和学生接触，在讲台上课时也能提高自己的思辨能力，从学生那里得到启发和灵感。

采访组：作为一名在学术之路上深耕不辍、成就斐然的教授、长者，您对当今的上外学子有哪些寄语与期望？

虞建华：我这个人一向不讲大道理，只讲小道理。但是小道理背后还是大道理——你应该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你不一定要说这句话。

为人是第一方面的。首先要包容，一个人身处集体，无论是在家庭中、学校中还是工作岗位上，都须学会包容，学会谦让，不要以自己为主。每次受邀参加学生婚礼，我都会说你们之间，和你们与其他人之间，一定要学会包容。

其次是正直。不要多想自己的利益，与人为善的人，也会得到善报。在法学院做院长时候，任何分配我都不能比别人多，任何荣誉我都不参评，任何学校的名额我都不占。

做人要有责任感。该你做的就要把它做好——即使这份工作工资不太高，但既然做了就要把它做好。要学会聪明地利用时间，真正地掌握一点本领，这是你自己的，也是国家的——为国家服务你需要有一技之长，需要有金刚钻。所以大学这几年很珍贵，很多同学认为高中已经拼死拼活了，进来了不如就松口气；实际上大学是个非常好的提升机会。好好对待你的时间，看你想看的书，为了你自己，也为了这个需要人才的社会。

做生活的有心人。学习不光是课堂上，也在于同学之间、言谈之中。作为有心人，你可以在生活中随时随地习得什么。但是请记得，要学会倾听，而非夸夸其谈；也要学会观察，让自己变得更加敏锐。

关键词：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