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钱锺书22岁，正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他在课余写了一篇《英译千家诗》的文章，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对蔡廷干英译的中国四大启蒙读物之一《千家诗》（另外三种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指出蔡译“矜尚格律，雅可取法”。重新展读这篇已经面世整整90年的文章，笔者只觉得它依然清香扑鼻，醇味醰醰。由是深感对钱先生一生提出的诸多翻译思想及其所进行的翻译实践等，完全有必要本着孔子“温故而知新”的教诲进行赓续不断的深入研究。

钱锺书的“反胜原作论”

钱锺书最著名的翻译思想是他在1963年发表的《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的“化境论”，即：“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7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来的东西。”

其实，在这篇文章中，钱锺书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翻译思想，即：“译者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1988年，钱锺书在《谈艺录》增补本中，再一次重申了这一思想：“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无妨出原著头地。”而这个翻译思想最早的萌发却是在1937年。他在评论菲茨杰拉德英译《鲁拜集》时指出：“英译剪裁二章为一、反胜原作”。因此，钱锺书的这个翻译思想完全可以冠之以“反胜原作论”。

这里必须澄清，钱锺书的“反胜原作论”完全不同于与“翻译竞赛论”。后者肇始于古罗马时期。其时，著名教育家兼翻译家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前35-100）毫不隐晦地宣称：“我所指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第22页）20世纪80年代，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更是充满信心地表白：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而且是两种文化的竞赛。具体而言，文学翻译可以看作是译语和原语之间的竞赛。在翻译的竞赛中，要争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张智中：《许渊冲与翻译艺术》第82页）显而易见，“翻译竞赛论”是一种主观规约，是译者的一种刻意追求。而钱锺书的“反胜原作论”只是一种客观描述，是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中得出的结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其实并无心与原作者一争高下，完全是在译者的母语表达水平胜过原作者的母语表达水平的情况下，顺乎自然所致。

此外，钱锺书尤列举了七个案例来实证自己的这种翻译思想。第一例，是钱锺书本人的感受。他认为林纾的译文就比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英国作家）的原文好。哈葛德的原文滞重粗滥，对话呆板，尤其是冒险小说，里面的对话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相互混杂，显得不伦不类，令人觉得可笑、可厌。林纾的译笔也许不太工致，但整体说来比哈葛德“明爽轻快”。所以，他“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第二例，是英国人裴德即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文风精炼、准确且华丽）的感慨。他觉得法国人波德莱亚（C.Baudelaire,1821-1867，文艺理论家）法译美国人爱伦·坡（Allan Poe,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的短篇小说胜过原文，故将法译本时时捧读，而置“文笔凡俗”的原文本不顾。第三例，是法国人法朗士（A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曾转述一位唯美派少年（un jeune esthete）的话。这位少年告诉他，狄更斯创作的Dombey and Son即林译《冰雪因缘》，只要读读这本书的译本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花气力去啃原文本。估计译本指的是法译本。第四例，是德 国人歌德 （Goethe，1749-1832，思想家、作家、科学家）暗示纳梵尔即奈瓦尔（Gerard de 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作家）法译的《浮士德》“比原作明畅”。第五例，是美国人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认为德国人弗莱理格拉德（F． Freiligrath，1810-1876，德国诗人、翻译家）以德文翻译的《草叶集》“也许胜过自己的英语原作”。第六例，是阿根廷人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2，阿根廷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兼翻译家，通英法德多国文字）赞美他的挚友伊巴拉（Nestor Ibarra）以法文翻译他的诗，“远胜西班牙原作”。第七例，是法国人克洛岱尔将中国人丁敦龄诗的英译转译为法文。法文译本远胜中文原文。

钱锺书“反胜原作”的翻译实践

钱锺书翻译《毛泽东选集》，将书中引用的成语“吃一堑，长一智”英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许渊冲对译文的评语是：“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

钱锺书还将《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另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英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许渊冲说，这个“传诵一时”的译文，让“钱锺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

钱锺书翻译实践中“反胜原作”的表现尤以其学术专著里的多处散句外译最为精彩。比如《七缀集》第41页中的 One white-empurpled shower of mingled blossoms.（18世纪写景大师汤姆逊描摹苹果句）被译为：“紫雨缤纷落白花”。《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09页中的When I remember all the friends so link’d together, I’ve seen around me fall like leaves in win⁃try weather.（诗人Thomas Moore句）被译为：“故友如冬叶，萧萧四落稀。”《谈艺录》第114页中的In shape the perfection of the berry, in light the radiance of the dew drop.（丁尼生赞彭斯句）被译为：“体完如樱桃，光灿若露珠。”《管锥编》第一册第53页中的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and every mountain and hill shall be made low.被译为：“谷升为陵，山夷为壤。”《管锥编》第二册第450页中的Heard melodies are sweet, but those unheard / Are sweeter被译为：“可闻曲自佳，无闻曲自妙。”《管锥编》第三册第899页中的Get a livelihood, and then practice virtue.被译为：“先谋生而后修身。”《管锥编》第四册第1229页中的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swallowed.被译为：“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管锥编》第五册第54-55页中的Men are good in one way, but bad in many.（亚里士多德所引谚语）被译为：“人之善者同出一辙，人之恶者殊途多方”等等。

“反胜原作论”的积极意义

窃以为“反胜原作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第一，能够鼓励广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努力提高“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或曰“驱使本国文字的功夫”。惟如此，方有可能出现“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或者“译笔出原著头地”的效果。此前，要求中国译者提高中文水平的可谓不乏其人。比如郭沫若，1923年就呼吁“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的能力。”（罗新璋《翻译论集》第331页）1954年，郭沫若又再一次指出：“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罗新璋《翻译论集》第499页）再比如茅盾，1954年提出“精通本国语文和被翻译的语文，是从事翻译工作的起码条件”（罗新璋《翻译论集》第512页）。1963年1月，傅雷深有体会地谈道：“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读，充实词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罗新璋《翻译论集》第512页）三位前贤的说法无疑都是诫勉式的，是对翻译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相对于郭、茅、傅的诫勉而言，隐含在钱锺书“反胜原作论”翻译思想中的“提升母语表达能力”的暗示，可以说更具有积极意义，更具有诱惑力。试想，有哪一位译者不愿意自己的译作“在文笔上优于原作”或“译笔出原著头地”呢？

第二，能够指导当下通过科研立项将中国学术著作推向世界的翻译运作。译文理所当然地应该入于“化境”，即“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而更重要的则是译者要敢于追求“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