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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非：外语教师之困局与新局
外语教师之困局与新局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外语教师发展中面临的课时多、科研园地少和学术底子薄等困局及其形成原因，提出应努力抓住新时代大外语的发展机遇，并从国家视域、国际视野和比较视角三方面，阐述如何在新时代中国外语学科建设中突破困局，开创新局。 关键词：外语教育；教师发展；国家视域；国际视野 在我国高等院校，相比其他学科和专业，外语专业有何特殊性？外语教师在自身发展上有何困惑？如何去突破困局，打开新的局面？这是本文探讨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简要回顾外语专业的发展道路。 1. 从外语专业到外语学科 近代中国的外语教育始于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当时外语专业的主要任务是教人学外语、教人做翻译，重点传授对外事务所需的外语知识和技能，这种状况延续到五四前后。早期出国留学的一批学人，喝了洋墨水、接触了西洋文学陆续回国后，在他们参与、引导和带动下，外语专业在教授外语和翻译之外，开启了外国文学的赏析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外语专业主要包含外语教学、翻译教学和外国文学教学。20世纪50年代开始，外国语言学研究在外语界悄然兴起，尚未行成气候。仅从我国最早于1957年6月创刊的外语学术期刊《西方语文》（两年后更名为《外语教学与研究》）来看，其创刊到停刊（因“文革”）的九年中，仅发表了十多篇语言学方面论文，占总发文量的不足5%。由此可见，当时外语界很少有人研究外国语言学问题。起初的研究中，最著名的是许国璋先生在该刊1958年第2期上发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述评”，洋洋洒洒两万字长文，纵论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以及结构学派的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等，并论述结构主义语言学同翻译学的关系和语言体系概念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这篇长文既分析了语言学理论，也开启了对应用语言学的探讨，而后者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兴盛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翻译学研究以及国别和区域问题研究相继发展起来，但这些研究领域都未纳入教育部早期的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只是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按语种设置了英语语言文学等10个二级学科。1997年公布的第三版《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原有按语种划分的10个二级学科之外，增加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作为第11个二级学科。2011年第四版学科专业目录中，外国语言文学增加了翻译专业硕士学位设置。随后，2013年发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再增加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外语学科真正丰满起来应是2014年，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提出外语学科包含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国别区域问题五大领域，这意味着外语学科不再局限于各语种的外语人才培养，其研究天地也大为拓宽。 从一百六十年前的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开始，外语专业逐渐成形，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在“三个面向”指引教育发展方向的大环境下，外语专业受到全社会重视，培养出一大批国家改革开放所需的外语人才，也在相关研究的带动下发展成为外语学科。这一发展过程表明，外语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它从注重语言技能的专业逐步成长为技能和研究并重的学科，它始终带着外语技能养成的技术性学科特征，主要依靠模仿、反复练习、实际运用来培养实用型人才——这是外语学科的特点。也因此，很多人甚至许多高校的领导长期认为外语专业就是培养学生讲外语、会翻译，别无其他；外语专业众多教师也在学科意识和学术研究上滞后于学科的发展。与其他学科的科研产出相比，外语学科存在很大的差距，面临不小的困局。 2. 外语教师面临的困局 外语专业教师面临的问题，有不少是其他专业或学科教师不会遇到的困局，比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课时多、负担重。外语教师普遍课时多，教学负担重。外语专业主要设置技能型课程，基本上为20~28人内的小班教学（比较小的语种采用8~10人更小的课堂教学），因此总授课时间长。外语教师尤其是大学外语教师的课时更多，一般都在每周8课时以上，许多是12节甚至16节，而其他学科和专业的教师周课时量都少于8课时，多数平均在4课时，有些学科仅2课时。此外，外语教师精读课、写作课和翻译课的作业批改量也远大于其他学科。因此，外语专业教师教学工作量远超其他学科的教师，这使他们教学之外的科研时间受到很大挤压。我们难以想象每周教10节课的教师能与每周教二三节课的教师产出同样丰富的科研成果。 除此之外，外语教师队伍中女性教师占比超过三分之二，有的院系甚至达80%以上。女教师承担更多的家务以及哺养和教育子女等重任，这使得她们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难有充足的时间读书和做研究，也使得外语院系在全校科研产出整体上显得薄弱。 （2） 人数多、园地少。外语教师人数众多。全国有两三千所大学开设外语课程，外语院系在全校通常都是学生人数最多的院系之一，大学外语学习者的人数更多，故需要大量的外语教师。粗略估算，高校外语教师约28万人左右（曾有人统计为30~40万人以上），加上博士生和部分硕士生，约30万人有科研和学术发表的需求（未包含近110万人的中小学外语教师），而外语界CSSCI期刊目前仅18种（外语研究类12种，外国文学类6种）。这些期刊大多为双月刊，少数为季刊，若每本期刊年均发文量80~100篇，粗略测算一下，18本外语C刊加起来年均发表1600篇左右。若加上在国外期刊、大学学报文科版及其他文科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最多只增加数百篇而已。C刊之外的不到50种外语类普通学刊，年均发表文章约5000篇。30万人的科研论文涌向刊发每年近2000余篇发稿容量的外语类（及相关）CSSCI期刊和5000篇容量的外语类普刊，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与外语学科不同，其他很多学科拥有的CSSCI期刊数量按人均计算，都远远超过外语学科。例如教育学科，因为大多数院校并未在本科及研究生阶段开设教育学专业课程，粗略估算下，教育学科从业教师大概不会超过3万人，约为外语教师的十分之一；而教育学拥有的CSSCI刊却多达40种，与语言学CSSCI刊25种（含汉语13本和外语12本）相比，数量多于外语类两倍多（见表1）。如此计算下来，外语学科教师在C刊发表论文的难度为教育学科教师的20倍以上。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情况也类似。 （3） 学术底子偏薄。由于外语专业建设的历史沿袭，外语专业教育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外语专业教师对自身角色的认识：外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语言技能。基于这一角色认识，外语教师大多以教学为主，缺少强烈的动机来关注学术研究，而学生也一心希望从老师那里学到听说读写译五项语言技能，不会关注教师发表多少论文和出版多少论著。这一点，不仅与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专业不同，与最接近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也有极大的不同，因为中文专业的教师不可能仅靠听说读写语言技能就能站稳讲台。外语教师靠长期的外语学习和训练掌握了所教语言的基本技能和语言知识，学生也需要靠长期的学习和训练去掌握这些技能和知识，并凭借这些技能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开启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外语专业与绝大多数专业或学科所不同的地方，这一点与艺术类、体育类与相似。人们羡慕大会镜头前流畅自如的口译、文笔传神的高级翻译，如同赞叹那些有高超技艺的歌唱家、演奏家、画家，不会关心他们是否有或者有多少研究成果。外语教师在本科学习阶段大多将时间用于语言技能的学习和提高，不像其他专业教师在本科阶段已开始探究性学习，具备初步的学术探索能力，因此，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教师，外语教师的学术底子大多单薄，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语言技能之外的学术研究。上述种种因素造成许多外语教师在科研问题意识和科研产出方面都比较薄弱。
上文所述外语专业和外语教师发展的困局不可能靠外语专业自行解决，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一状况也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唯有学术底子薄弱等问题有望随着教师队伍中博士学位比例的提高而有所改进。 但是，外语教师要打破困局，不能等靠，不能躺平，应有所作为，开出新局。一方面，打铁必须自身硬，学术则需功底深。明确研究方向，找准学术价值，持之以恒，蹚出自己的路，三年五年必能做出成绩。另一方面，无论方向是否明确，基础是否深厚，外语教师都需重新认识新时代外语学科的意义，即不局限于原有地盘，重新认识自身价值，开拓新天地，走大外语（跨学科）发展之路。因此，本文提出“国家视域、国际视野、比较视角”这三点有助于我们外语教师突破困局，开创新局。 （1） 国家视域。外语学科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研究对象都是外字当头：外语、外国、外事、外交、外贸、外宣，等等。外语教师可以继续深入现有的外国语言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在走向国际舞台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中外人文交流，拓展“一带一路”新发展格局，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课题。在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会面临许多先前不熟悉、无准备的问题，其中有不少是外语人可以利用自己双语言文化优势去关注、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如ISO（国际标准组织）出现的香港代表所提香港话（即粤语）罗马化问题；印度寻求将“索瓦瑞巴”（实为我国的藏医药）作为他们古老的传统医疗体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俄乌冲突的历史问题、语言问题、民族问题、国际背景等；非洲的历史殖民和现代移民问题。此外，还有大国外交、大国关系以及中外现代化道路比较问题，等等。这些看上去不是外语界研究的问题，其实不然。外语学科已经不再局限于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这些传统的研究方向。早在30年前，具有前瞻眼光的许国璋（1992：1）先生就曾热烈地提出，外语界师生可以到斐济去捕金枪鱼、到摩洛哥去做罐头沙丁，可以学经济，学法律，学计算机，学国际法。这实际上是说，国家发展需要各方面的人才，需要外语人勇于发挥自己的外语特长，到全世界施展才能。如今，国别区域问题研究已正式列入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而对于外语界来说，这方面的研究缺口还很大，国别区域研究基础薄弱、研究问题单一，大有拓展空间。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结识更多的国际伙伴，为中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也是国家视域下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并在2022年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需要形成与自身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不仅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近十几年来，外语界教师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行各业的翻译和中华学术外译大多由外语界教师承担，相应的研究也快速增长，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蓬勃景象，将来外语教师在这方面仍然大有可为。 （2） 国际视野。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教师，外语教师可以更多、更快、更早地接触国际学术文献，了解国际学术前沿和动向，掌握最新的国际研究前沿和动态，从而更快地占有学术发展先机。外语教师应充分运用好这一语言优势。如若每天只接触国内研究，就难以领风气之先，长期处于第三、第四方阵，研究怎么可能走到前列？40多年前，最早出国的一批学子，无论是学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的，还是学应用语言学或翻译学的，后来大多成为国内相关研究领域建树颇多的知名学者。后来从事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计量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的学者也是如此，其成功的关键就是持续阅读国际学术文献，保持对国际学界研究动态的跟踪，开拓了国际视野。30年前，英国学者开始建设双语平行语料库，并开展基于双语平行语料库的研究。仅数年后，北外的学者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研究的潜在价值，遂迅速跟上，并锐意创新，开展了以汉语为中心语（pivot language）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外平行语料库的研制和研究。外语界就此铺展开一条新的学术风景线，国内语料库相关研究由此得到迅速发展，涌现了大批研究成果、科研立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研制出众多综合的、专门的以及特殊用途的语料库，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今又进一步将研究拓展至语言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都是打开国际视野，积极跟进国际学术研究前沿所带来的成果。 （3） 比较视角。国家视域和国际视野，本土语言文化和域外语言文化，两相对照，就产生出比较视角。可以说，外语人天然具有比较视角，或者说，更容易运用比较视角。这一视角从我们一开始学习外语、接触国外文化时就自然萌发，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外语的发音同母语的做比较，将外语的语法同母语的做比较，将外国的文学同本国文学做比较，将外国的社会文化同本国社会文化做比较。因此，外语人形成的强烈的比较意识，正在作为方法论应用于观察、描写和阐释各种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的问题。 做语言学研究的都知道，对比语言学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它不仅可以通过语音、词汇、句法、语篇、语用等的对比，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语言的特点，掌握好所学的外语，还可以在语言学层面开展对比研究，描写语言间各层面的异同，并追踪造成差异的深层原因，使人们对语言现象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翻译研究更需要比较视角，除了通常比较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异同和翻译转换策略、手段，还可以做多译本平行比较，译出译入视角比较，翻译文化史比较，翻译所关联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的比较，翻译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等的比较。比较不仅拓宽研究对象的观察视域，还能提高人们对翻译现象、翻译价值的认识。 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研究本身就是运用比较视角，无论是平行比较，还是影响比较，或者是中外文学大师的比较研究，都有益于研究者深入认识本国文学和各国文学。比较文学领域成就比较大的有中日文学文化、中英/美文学文化、中印文学文化研究等，其他各语种文学同中国文学比较还有更多可拓展的空间。这方面的名家甚多，例如青年鲁迅就写出《摩罗诗力说》这样的比较文学鸿篇。他在文中深刻地告诉我们： 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 这句话，也正是我们上述国家视域、国际视野、比较视角的最好概括。 4. 结语 我国外语学科有其自身特点，而高校外语教师队伍庞大，教学负担重，学术期刊少，特别是CSSCI期刊更是一席难求，广大外语教师压力甚大。这一困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无法完全破解的。 但是外语教师可以扬长避短。一方面沉下心读书钻研，努力使自己的成果有新意有创见，依靠创新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外语教师应看到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已拓宽疆域，为我们扩大研究范围，发展研究兴趣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更多可能。抓住新时代大外语的发展机遇，强固专业之本，挖掘自身潜力，以双语优势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的能力，即心有国家视域，扩大国际视野，凭借比较视角，我们就有望在新时代中国外语学科建设中突破困局，开拓新局。 参考文献 （见期刊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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