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友义：我记忆中的那些外国翻译家- 21英语教师网

编者按：《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作者黄友义，中国著名翻译家，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曾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第一副主席，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本书是作者40多年来国际传播实践和理论智慧的结晶，凝聚了作者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心得与思考。作者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所有重要党政文献和重大活动的对外翻译工作，这部著作从“对外翻译与出版”“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翻译人才与教育”“翻译行业建设”等方面全面记录和再现了对外翻译工作在国际传播和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的重要意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传播和对外翻译事业发展进步的见证与呈现，也是老一辈翻译家毕生致力于向世界说明可信、可爱、可敬中国的生动记录。

▲《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许多外国人在其学术生涯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阶段来到外文局，参与翻译、编辑，包括译稿润色的工作，成为国家对外翻译和出版事业的参与者。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果留在自己的国家，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也可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里事业有成，成绩辉煌；也可能早已腰包鼓鼓，甚至高官厚禄；也可能一辈子碌碌无为。无论如何，那样的话，他们将与中国无缘，人生变得平淡无奇。然而，在中译外这片广阔的田野里，有了他们，就如同增添了及时的甘露，开出的花朵更加绚丽，结出的果实更加丰硕。耕耘中，他们也成全了自己的事业，收获了中国人的高度尊重，甚至无限的怀念。这是一支强大的智慧力量，是横跨数十年的文字大军。

我有机会跟他们当中少数人相识，一道工作，颇为荣幸。在此，给大家介绍其中几位。

戴乃迭（Gladys Yang）

很多人有一种印象，似乎戴乃迭的作用就是润色其先生杨宪益的译文，其实她独立完成的译文也很多。有一次，我就听她给我们讲述她翻译民间故事《阿诗玛》的经验。她说，翻译要想到读者的阅读感。比如阿诗玛的名字按照汉语拼音应该是Ashima，但是这样英国读者发音会很困难，所以她果断地把名字改为Ashma，使之更容易上口，也让这个人物更加亲近读者。

在我的记忆中，戴乃迭高高的个子，炯炯有神的眼睛。无论是在办公楼里见到她，还是在大院里看到她带着自己的外孙玩，还是在她家里聊天，她永远给人一种典雅而又可亲的感觉，总保持一种与众不同但又平静如水的神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的街头巷尾很少能见到外国小孩。在外文局的大院里，我曾听到戴乃迭的一个外孙说另外一个孩子：“You are being very naughty!”小大人一般的孩子，标准的英式英语。我当时想，这句话一定是孩子从外婆那里学来的。

陈必第（Betty Chandler）

来自美国俄勒冈州，1937年来到岭南大学学习，1959年到外文局工作。她在改译稿时不留情面，敢于大幅度修改，一笔英文字，十分漂亮。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发现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教材品种太少，领导安排陈必第和我编写一个汉语口语小册子，后来以《学说中国话》为题出版。教材的编写过程基本是她写英文，我配上汉语拼音和汉字。不仅跟她学习英文表达方式，还学到了其他知识。

那个年代人们生活还很清贫，就连理发通常都是亲戚、同事之间互相帮忙，很多单位的办公室里都有公用的推子，当然那时还是手动的。自然，我对正规高档理发店里的服务流程根本不了解，更不要说涉及女性的头发护理了。陈必第写了一句英文：“I want a shampoo and set.”每个英文单词我都熟悉，但是因为知识面的欠缺，我不知道set用中文怎么说。她脱口而出：“做头发。”说实话，此前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头发”。

那是一个不讲究作者和译者署名的时代，出版时领导决定那本书的作者署名为“程荒”，分别代表陈必第和我二人。说到署名，陈必第作为女性坚持她的名字不用“娣”字。但是，出于习惯，有人把她的名字写成陈佩蒂，有人写成陈碧娣，更多的人写成陈必娣。一有机会，她都认真纠正。我几次想问她，为什么要坚持用“第”字，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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