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秋季的一天，我在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卷诗歌的手稿，是我妹妹艾米莉的笔迹。当然我并不诧异，因为我知道她能写诗，也的确写诗：我把她的诗读了一遍，有些更甚于惊讶的东西抓住了我——我深信这些诗歌不是普通的感情流露，它们与多数女性创作的诗歌截然不同。”夏洛蒂·勃朗特在1850年版本《呼啸山庄》的序言中如是写道。

  她记忆中的妹妹艾米莉面露愠色，对于姐姐未经批准便擅自披览了她诗稿的行为不依不饶。面对小自己两岁的艾米莉，30岁不到的夏洛蒂十分耐心，她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平息了妹妹的怒火，又花了几天的时间劝服妹妹，“这样的诗歌理应付梓”。她二人找来三妹安妮，让她也贡献几首诗歌。她们将各自的诗歌合卷整理，于次年经由艾洛特与琼斯出版社自费出版。就这样，英国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勃朗特三姐妹迈出了文学之旅的第一步。

Ⅰ.隐藏在笔名之后

  有趣的是，勃朗特三姐妹在出版《诗集》时，没有选择用自己的真名，反而选择了极其男性化的笔名：夏洛蒂·勃朗特署名柯勒·贝尔，艾米莉·勃朗特署名埃利斯·贝尔，安妮·勃朗特署名阿克顿·贝尔。1846年，《诗集》的出版无疑是一次惨烈的商业败笔，仅仅售出两册。但它的出版却标志着勃朗特三姐妹以笔名为掩护，正式进入了文学这一在当时十分男性化的领域。可以想见，销量惨淡的《诗集》在文学批评界也是无人问津，但在为数不多注意到《诗集》的人中，却有一位批评家十分犀利地指出，作者们之所以有所隐瞒，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诗歌仅仅凭借其优劣长短而收到批判，要排除掉其他不相干的因素”。在所谓“不相干的因素”中，性别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夏洛蒂和妹妹们为何会如此在意名字中的性别指涉呢？因为在她看来，她与妹妹们进行创作的时代是一个女作家都“易遭受偏见”的时代。她在1849年12月19日给出版商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的信中曾这样写道：“驰声走誉……对于一位女性而言……若非增光，便是抹黑。”夏洛蒂恐惧恶名，尤其害怕使自己身为牧师的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蒙羞。然而，纵观其父帕特里克的发家史，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身为牧师之女的夏洛蒂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囿于家中，恪守女性“得体”的守则，反而要进入男性化的场域。帕特里克·勃朗特于1777年出生于爱尔兰唐郡（目前属于北爱尔兰）的一户农民家庭，是家中的长子。他于1802年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学习神学，于1806年完成学士学位，并正式成为英格兰教会的一位牧师。他通过书本的力量，成功提升了自己的阶级，从一文不名的爱尔兰农民后裔，成为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他白手起家的经历使勃朗特家的子女自幼就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在勃朗特姐弟中，夏洛蒂与弟弟布兰韦尔·勃朗特是最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并在文学圈子中崭露头角的。志趣相投的二人却因为性别的差异而遭受到不同的待遇。1836年12月，年仅20岁的夏洛蒂用真名致信英国的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她在信中附上了自己部分诗作并向骚塞坦言自己渴望“被永远铭记”的志向。骚塞不吝笔墨，虽在回信中承认夏洛蒂有“作诗的天赋”，却也泼了她一头冷水，告诫她“文学不能、也不该是女人毕生的事业”。骚塞在信中对作为职业选择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性别化的解读，劝解夏洛蒂回归家庭，认为她一旦全身心致力于女性“得体的义务”，她便会“不再如此渴求名望”。骚塞信中的隐喻不言自明：对于女性而言，“渴求名望”是一种疾病，而回归家庭的“义务”有如一剂良药，药到病除。

  讽刺的是，骚塞曾一度怀疑与他通信的“夏洛蒂·勃朗特”并非真实姓名，是编造出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骚塞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勃朗特”的姓氏确是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的臆造。帕特里克在前往剑桥求学前，姓氏写法有许多变种，例如“布兰迪”和“布伦迪”。为了掩盖他的爱尔兰血统，帕特里克在剑桥大学注册时，署名“勃朗特”。有人认为，这个姓氏是在模仿不久前因为在抗击法国战役中表现出色并受封勃朗特公爵爵位的霍雷肖·纳尔逊（1758—1805）；也有人称，勃朗特是希腊神话中象征闪电和雷霆的女神，对于一个即将从事神职工作的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帕特里克虽避免谈及其姓氏的由来，但我们可以相信，勃朗特姐妹早早就从她们的姓氏中意识到了名字的“可塑性”，以及在遮掩真实身份方面的有效性。

  也许，是骚塞的怀疑启发了夏洛蒂，让她在三年后再次将自己的部分小说寄给名噪一时的哈特利·柯尔律治时，以自己在少年时期虚构出的安格里亚王朝中的第二自我“查尔斯·汤申德”为名，署名“C.T.”。哈特利·柯尔律治并没有给予夏洛蒂鼓舞之辞，这让她怒火中烧，因为弟弟布兰韦尔在同年早些时候也曾致信柯尔律治，后者却赞赏他才华横溢，甚至邀请他畅叙一日。寻求赏识而不得的夏洛蒂借由笔名的庇护，反唇相讥。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倘使她在当初与骚塞的通信中也使用了笔名，还是否会在收到骚塞否定的答复后，十分本分地回信说，她试着克制自己创作的欲望。

  夏洛蒂在与罗伯特·骚塞以及后来的哈特利·柯尔律治的书信往来中，体认到女性在追求文学创作和所谓上帝赋予的本职工作——照料家庭——之间的割裂，更借由弟弟布兰韦尔体会到男性女性在追求文学盛名过程中的区别待遇。就这样，她的自我在“被永远铭记”的志向与时代对女性期待的鸿沟中被不断撕裂。也许，正是这种撕裂感让她在与妹妹们第一次合著出版诗集时选用笔名进行伪装，即使在她们之前并不乏女性作家署本名并登上文学殿堂的先例。

Ⅱ.文坛崭露头角

  《诗集》出版后，三姐妹再次用笔名出版小说。1847年夏，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和安妮的《阿格尼丝·格雷》被伦敦的出版商托马斯·纽比接受，而夏洛蒂的第一部小说《教师》却屡屡遭拒（这部作品终在1857年即夏洛蒂去世两年后出版）。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1847年8月，夏洛蒂终于收到了史密斯与埃尔德出版公司的来信，出版商虽在信中拒绝了《教师》这部作品，却就夏洛蒂的文学创作提了不少意见，并表示有兴趣考虑出版她之后任意一部三卷本的小说。8月24日，夏洛蒂便以“柯勒·贝尔”为笔名，将随后轰动了整个英语世界的《简·爱》邮寄给了出版社。1847年10月16日，《简·爱》出版。

  《简·爱》出版时的全名为《简·爱：一部自传》，而扉页上的“柯勒·贝尔”只是这部自传的“编者”。早在《简·爱》出版之际，英国文学评论家乔治·亨利·刘易斯就注意到了这部作品中十分逼真的心理刻画，认为这部小说取材于作者本人的经历，称其力量在于“实际的磨难与经历”。《名利场》的作者威廉·梅·萨克雷也在《简·爱》出版后没多久，便给出版商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写信：“这是女人的手笔，但会是谁呢？”他们都凭借敏锐的直觉发现了“柯勒·贝尔”的笔名下掩藏着的是一位女性。

  《简·爱》的出版使“柯勒·贝尔”名声大噪，让先前便接受了《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却久久按兵不动的出版商托马斯·纽比着急起来。上述两部作品于1847年12月合卷出版。纽比在勃朗特研究领域可谓臭名昭著，他是一个被蝇头小利驱使的出版商，甚至有意借《简·爱》之盛名为自己谋取利益，故意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制造谜团。他将《呼啸山庄》宣传为“贝尔先生的最新力作”，却不言明是哪位贝尔先生，又于1848年将“阿克顿·贝尔”（安妮·勃朗特的笔名）的第二部作品《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以《简·爱》作者的名义提供给美国的一家出版社。这让《简·爱》的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十分惊愕，他想不通自己如此器重的作家何以背着他另谋出路，并致信“柯勒·贝尔”，讨要说法。

  史密斯的来信让原本不以为意的三姐妹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为了廓清误会，夏洛蒂与安妮于1848年夏赶赴伦敦，面见出版商，并揭开了“贝尔三兄弟”的真实身份。夏洛蒂对于终于能以真实面貌示人十分满意，但素来内向的艾米莉却想始终——借用2016年萨利·温莱特指导的传记电影的题目——“隐于书后”。当她得知姐姐和妹妹将三人的真实身份向出版商和盘托出后十分不悦。这让刚刚“卸下伪装”的夏洛蒂不得不再次致信出版商，请求他对“埃利斯·贝尔”（艾米莉）的身份佯装不知：“请允许我提醒您，在您给我信心时，不要提到我的妹妹们——我是说，不要用复数。‘埃利斯·贝尔’不能接受‘笔名’以外的任何称谓。我向您和史密斯先生泄露了他的身份，这是大错特错。”

  夏洛蒂和安妮对于真实身份的披露是有选择性的。在夏洛蒂与安妮的伦敦之旅前，文学批评界就对“贝尔三人”的作品颇有微词。《基督醒世刊》批判《简·爱》“粗俗”，《观察者》认为《呼啸山庄》“粗俗且令人生厌”，而就在夏洛蒂与安妮抵达伦敦的当天，《旁观者》更是指责《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对粗俗有着病态的热爱”。可以说，许多对“贝尔三人”妄加置喙的批评中都充斥着“粗俗”一词，而所谓“粗俗”作为一种笼统的表述，囊括许多被视为“非女性化”的因素，而这样的批评在伊丽莎白·里格比于1848年12月发表在《季度评论》的匿名文章中得到了最为极致的表达。里格比认为《简·爱》“语言粗俗”，称它“反基督教”，可以想象，这般评价对于牧师的女儿而言将会是多么刺耳。里格比还抨击女主人公的个人主义和自我主张颇具颠覆性，与女性谦卑的品德背道而驰。

  因为艾米莉与安妮相关信件和生平史料的阙如，我们难以判断看似恣意妄为的艾米莉和一向温婉娴静的安妮会如何看待《呼啸山庄》和《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出版之初就面临的责难。但可以肯定，夏洛蒂十分在意读者在阅读《简·爱》过程中建构出的作家形象与她本人多年来悉心维护的得体女性形象之间的断裂。她在1847年12月《简·爱》第二版的序言中就曾以“柯勒·贝尔”的口吻申辩道：“习俗不一定就是道德。”她讽刺“少数谨小慎微、吹毛求疵的人”，并称“在他们看来，凡是与众不同的东西都是错误的”。1849年8月，在她的第三部小说《谢利》出版后，夏洛蒂依旧想在与文学评论界的反击战中，躲藏在笔名的盾牌之后。她给威廉·史密斯·威廉姆斯写信道：“这里绝不能出现‘夏·勃朗特’的名字；她怎么想不重要——被侮辱的是‘柯勒·贝尔’——他必须还以颜色。”

Ⅲ.镌刻进英国文学史

  在1848年至1849年的短短两年间，勃朗特家族噩耗频传。夏洛蒂的弟弟布兰韦尔情场失意，整日酗酒、吸食鸦片，在1848年9月突然去世。自那以后，向来与兄长亲厚的艾米莉便一蹶不振，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于同年12月辞世。安妮·勃朗特也罹患肺病，于次年5月撒手人寰。就这样，勃朗特四姐弟中三人离世，只剩下夏洛蒂与父亲相依为命。

  1850年，《呼啸山庄》再版之际，夏洛蒂决心在序言中向读者交代自己与妹妹们的真实身份。这时的她，没有了笔名的庇佑，摒弃了先前激进的文风，仿佛当初是男性化的笔名赋予了她在与男性作家和批评家针锋相对时的底气。如今的夏洛蒂已是家喻户晓、声名远播，自然不必听从骚塞的意见，放弃文学事业，回归家庭主妇的职责；但她依旧要回归社会对女性作家的期待。面对文学批评，在新版《呼啸山庄》的序言中，她承认《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在主题的选择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却在面对《呼啸山庄》和艾米莉笔下那恶棍般的拜伦式英雄希思克列夫时，犯起了难。作为艾米莉唯一存世的小说，《呼啸山庄》自然经不起夏洛蒂对《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做出的全盘否定——安妮·勃朗特至少还有一部《阿格尼丝·格雷》。在为艾米莉辩护时，夏洛蒂回归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强调“天才”的重要性，将艾米莉刻画成了一个天真无邪、幼稚无知、离群索居、避世退隐的孤僻形象，一个在“天赋”的指引下任由才思倾泻的被动“容器”，而她的任何错处都并非她刻意而为。这样一来，《呼啸山庄》在受世人批判最深之处，恰恰变成了距离“天才”的感召最近之处。而摆脱了笔名束缚，同时也脱离了笔名保护的夏洛蒂，在将艾米莉刻画成家中唯一的天才之际，无疑也限制了后世对艾米莉的批判性鉴赏。真实性别的暴露，让她在某种意义上回归了男性文学的固有成见，即女性独有的才能无法解释《呼啸山庄》的诞生。

  距离夏洛蒂在新版《呼啸山庄》序言中首次向读者回忆她们姊妹三人文学之旅的开端已经过去了一百七十余年。“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还会以作者的名义留在勃朗特三姐妹作品的封面上。然而，人们早已把“贝尔三兄弟”淡忘，而将“勃朗特三姐妹”镌刻进了英国文学史中。勃朗特三姐妹从笔名背后走向公众面前的历程集中体现了维多利亚女王御下英国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性别排斥。这样的现象在今天有了好转，但依旧有文艺作品启发我们重新思索文学领域的性别问题。2022年，由弗朗西斯·奥康纳编剧兼导演、埃玛·迈凯主演的传记电影《艾米莉》在英美两国上映。电影将艾米莉·勃朗特的生平虚构成了一个爱情故事，片中的艾米莉与一位名叫威廉·韦特曼的副牧师坠入了爱河。现实生活中，这位韦特曼牧师与勃朗特一家熟识，但没有史料表明他与艾米莉萌生过爱情。

  可见，时至今日，人们依旧倾向于用男性来解释女性作家的文学创意，似乎女性创造力不能独立于男性而存在。今天的文化对女性创造力尚且抱有如此狭隘的看法，反观19世纪40年代的文化，我们便不难理解夏洛蒂在向公众展现隐藏在“贝尔三兄弟”背后的“勃朗特三姐妹”时，会面临怎样的诘责，需要怎样的勇气了。

  （作者：白天明，系复旦大学英文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