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史志工作重要论述和深入学习四史的重要指示，即日起，本栏目拟聚焦“口述校史”系列专题，展陈历代上外人与党同行、与民共进的系列故事，回顾学校自创建以来的光辉历史和办学成就，以此激励所有上外人不忘初心，展望未来。

采访对象：李维屏，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3年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获得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再度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1996年，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赴美国匹兹堡大学访学，2001年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聘为“荣誉研究员”并赴该校访学，2000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出版各类著作三十余部，在国内外发表论文七十余篇，先后主持近十个国家和教育部项目。他曾任英语学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校学科规划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英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外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秘书长、中国高校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英美文学研究论丛》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等职务。

采访组：赵文靓　田珂源　陈之涵
采访时间：2021年5月14日
采访地点：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办公室

李维屏教授

采访现场

采访组：李教授您好！很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1970年您在江西插队，当时为何会做出去大学读书的决定，又是怎样进入复旦外文系读书的呢？

李维屏：首先谢谢你们的采访，我觉得学校推出这样的一个项目，对学校的历史进行梳理很有意义，在纪念建党一百周年这个光辉时刻尤其如此。我们应该熟悉党史、建国史、改革开放史，也要了解学校和学院的历史。我觉得，老师和学生都应该了解自己学校和学院的历史。我是一个普通教师，像其他的教师一样，读书，工作；再读书， 再工作；做学问，追理想，几十年如一日。每一个教师的发展历程大致都要经历这样漫长的历程。

首先我要谈的就是当初在农村插队落户时，为何要选择上大学这个问题。1970年4月我到江西瑞金县（现为瑞金市）插队落户。当时瑞金是很落后的。我生活和劳动的地方是泽覃公社，那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牺牲的地方。那里是红色革命根据地，但是非常的贫穷。那是一个赤贫的年代，有的地方连煤油灯都用不起，更别提电灯了。作为成千上万知识青年中的个体，我想自己就应该好好劳动，融入到这样一个广阔天地中去。所以我当时是比较努力、比较刻苦的。刚去确实不习惯，后来努力发展，担任了生产队长。从五谷不分的上海知识青年成为农村的生产队长，当时我才十七岁。这在当地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我继续努力，跟他们一起，尽自己所能地去改造环境，去生产，去提高生活水平… 我是尽心尽力的。我带领整个生产队苦干了一年后，生产队粮食总产量比前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四，赣州地区领导要培养我，于是我就被抽调到宁都县去担任一个农场的场长，在那边又干了一年。

我为何会到复旦大学来读书？在农场工作期间，我经常叩问自己，在这样环境中，自己该怎么去更好地发展，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呢？后来我就考虑，能不能再进一步地提升自己，到大学里面去读书？我非常热爱学习，所以工作之余我经常会读马列著作并从中学到了很多道理。当时其他的书是不能随便看的。当然，还有一些中国文学经典也在民间流传，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我当时仅仅是个初中毕业生，所以我就对自己提出一个继续发展的要求。由于我在当地比较出名，报纸和电台都宣传过我的事迹，好多劳模会、先进积极分子表彰会上都有关于我的介绍。为帮助解决知识青年在插队落户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上山下乡”办公室或慰问团，他们在各地调查情况，协调关系。于是我就对上海派到赣州地区的慰问团表达了要上大学读书的想法。他们得知后表示非常赞同，于是就帮我协调，整理档案材料，最后送我到复旦大学去读书了。

我22岁到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这个年龄也还是比较适合学外语的。我觉得自己的选择非常正确。尽管没有英语基础，但我觉得还是能学好。复旦大学那届外文系英语专业学生六十个人左右，我大概就是第六十位报到的，最晚的一个学生。因为九月是农忙季节，农场里很多事情都要处理，不能说走就走。当时那种激进的、极左的思潮，不能给我们提供好好读书的环境，英语文献、外国文学作品，或文学批评理论书籍， 当时在校园里是不能随便看这些书籍的。于是我就找机会自己学习，只要有一点时间就拼命地读自己的书，抓业务学习。比如晚上在图书馆里自修时，除了带着用于政治学习的报刊杂志，我还会带上英语专业书。我当时给自己提出一个口号：“校内损失校外补、平时损失假期补”。所以一到周末和寒暑假，我就如饥似渴地读书。

刚上大学时，我的英语几乎是零起点。因为工农兵学员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的和最小的可能差十几岁。睡在我上铺的那个同学是高中毕业生，学过几年英语。他翻到我们英语教材的最后一篇课文，随口朗读起来，而当时的我甚至连第一课都感到很陌生。后来，通过“校内损失校外补，平时损失假期补”的方式，我的业务水平很快就得到提升。即将毕业时，我的英语水平已经是名列前茅了。所以我觉得学生自己努力非常重要。在任何时候，只要你努力，埋头向前赶，都有机会赶上别人，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刻苦学习的体会。

采访组：您从复旦毕业后，为什么会选择在上外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呢？

李维屏：我们当时是由国家统一分配，学生本人是不能选择的。由于我曾经在江西插队，担任过国营知青农场场长，加之江西高校缺少外语老师，于是学校将我分配到江西工学院。当时我内心比较失落，毕竟大学毕业后想留在上海。当时大部分来复旦读书的上海知青都留在上海了，回到原地工作的上海知青只有两三个。毕业分配方案宣布结束后，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到寝室，收拾好行李后独自默默地离开了复旦校园。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复旦大学”这四个字，心里暗暗发誓：将来总有一天我还要回来的。我当时的确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我认为自己还是蛮有理想信念的。

当时江西工学院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我刚到那里时，没分到宿舍，只能先住在教室里。有时候回顾历史，再对比现在，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这种巨大的变化真是来之不易。其实，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大学教育的落后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方面，还体现在学科体系、教育水平和研究能力方面。当时大学（尤其是地方大学）的教育状况往往使人感到十分沮丧，大学教师基本没有出国学习和深造的经历，业务能力差，外语水平低，学校缺乏研究生教育。我很难想象自己能有多大的发展空间。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便是读书和深造。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招生。在次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我给当时的邓小平副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说“'四人帮'粉碎后，国家百废待兴，需要人才，教育要上去，很有必要恢复研究生制度。要给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又希望深造的年轻学子提供机会。”不久，江西省委办公厅给我回信，说我写给邓小平同志的信收到了，国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对我的建议表示感谢。

1978年，我国开始全面实行研究生招生制度。我觉得这与我写得那封信并无直接关系，我相信写这种信的绝不会是我一个人，应该是上层已经有所考虑了。当然这封信里有我的个人诉求，因为我自己想考研究生。我连续考了三年，直到1980年才考进上外。当时上外就英语、俄语和语言学三个专业招研究生，共录取了10人。英语专业7人，其中有虞建华，还有我太太杨理达。语言学专业招了2人，俄语招了1人，是老校长胡孟浩教授的学生。当时的社会氛围变了，大家都知道应该好好读书了，争取早点成才，报效国家。

采访组：您对刚入学时的上外英语学院有什么印象？

李维屏：我在上外读硕士的这三年是花了大力气的，脑子里都一直在想着文学专业相关的事情。当时上外英语系的师资队伍雄厚，有许多令我敬仰的老师。他们大都英语流利，语音优美，教学认真。英语系的研究生不仅勤奋好学，人文素养也挺好。记得当时同学们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互相之间经常会念几句英语诗歌（如T.S艾略特的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一旦有人念了，其他人就立刻心领神会，知道那是艾略特的诗歌。又如，我太太举办生日party那天，我们几个同学和复旦外文系的一个研究生到她家里祝贺。大家用英语庆祝生日并交流学习体会，不时说几句谚语或格言，当时的这种氛围非常好。在校园里，我和室友吃完晚饭到操场散步，用英文聊天。在这样的氛围中读书真的获益匪浅，所以大家学业进步很快。硕士毕业以后，我总算能留在上海了，我和太太一起被分配到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任教。

采访组：您有过多次出国学习、访学、交流的经历，对于漫长的异国学术路，您有什么收获和感悟可以与我们分享吗？

李维屏：1986年2月，我有幸获得了教育部（当时的国家教委）公派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机会，这是我首次出国。在上世纪80年代获得公派出国的机会是非常不容易的，也很光荣。我在悉尼大学发奋读书，认真听课，参加了很多学术会议和社会活动。后来获得了（荣誉）硕士学位。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深入开展外国文学研究，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对人才培养能发挥更好作用的话，就必须要有长远的发展目光，必须要攻读博士。1988年的九月，我考入上外攻读博士学位。其实我不是上外录取的第一个博士生，但我是第一个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的。在读博士期间，我一如既往地勤奋治学，刻苦钻研。我认为学者当以立学为本，尤其是在高校工作的教师，如果没有学问，就很难发展。我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一直非常重视。1991年6月，我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留校工作，至今已整整30年了。

左为李维屏教授

右一为李维平教授

李维屏教授博士论文答辩会

李维屏教授博士学位授予仪式

采访组：自1991年留校任教以来，您指导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学生，在教书育人方面，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维屏：我觉得一个教师到了自己的岗位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三尺讲台拿下来，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有些人知识还算丰富，但是不够敬业，这样肯定当不了好老师。在我看来，想站稳这个三尺讲台，就应该做到“两个足够”：即足够的知识，足够的敬业精神。作为一名教师，这两样东西一定要有，缺一不可。我历来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留校之后，我开设过很多不同的课程，授课时一直很认真。当我还是讲师的时候就开始为研究生授课了，教学经历是比较丰富的。后来当了教授、博导，2000年开始招博士生。在上外英语学院，我大约教了15 年的本科生，指导了100多个硕士生，98个博士（后），我应该是我国大学一门（学科）之下指导博士生最多的博导之一。2021年我又招了两个博士生。长期以来，我一直比较重视博士生的培养质量。我的学生曾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奖，《文汇报》特为此写了一篇题为“上外金牌博导李维屏”的文章。此外，我还重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问题意识和思辨能力，注重培养他们的人文素质。研究生的人格和人文素质同样重要。品学兼优的学生毕业以后有望让社会接受，会有比较好的发展。

同时，我也比较注重后博士阶段的交流及师生关系建构 。以往学生毕业了就离开学校了，最多跟老师通通信，一封信来去得个把月，现在不一样了，我博士微信群（屏风聚）里有一百个同门好友，大家经常在群里交流思想，分享经验，互相学习，这就有了归属感和正能量。要让学生知道，老师一直在关心他们的发展，希望他们不断进取。获得博士学位意味着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生一旦有论文要发表，有课题要申报，我都会为他们做一些参谋，提一些建议。我和学生经常把同门的各类好事、喜讯等激励人心的内容发到群里分享和学习。我认为这是后博士阶段师生关系的延续。教书育人几十年，我最大的感受是，师生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学生好，老师也好。

采访组：您认为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

李维屏：我办公室的书橱里有不少书，有一排放的是我自己写的书，其中的二十多本已被上外世界语言博物馆收藏了。我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应该要有清晰的学术面貌，要有明确的专业方向。我的学术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我研究的是James Joyce，这是在硕博士时期打下的基础，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Joyce和Virginia Woolf小说的时间与意识的关系。Joyce是现代世界文坛巨匠，在西方文学界的影响非常的大。在我做学问的时候，Joyce在国内的研究是非常少的，80年代初这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于我们来说是相当陌生的，过去我们对他们的研究非常少。我拿Joyce作为一个点，以点带面，点上突破，面上开花。研究了Joyce之后，第二阶段就形成了，即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我撰写了《英美意识流小说》和《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两部著作，还有一本叫《英美意识流小说》。第三阶段聚焦英国小说研究，期间，我发表了《英国小说艺术史》、《英国小说史》和《英国小说人物史》。第四阶段是引领团队开展英美文学专史研究。“英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包括《英国文学思想史》，《英国文学批评史》，《英国短篇小说史》，《英国女性小说史》以及《英国传记发展史》学术著作。我还带领学术团队从事美国文学专史研究，撰写了五部学术著作。除了最后一部《美国印第安文学史》之外，其余四部与“英国文学专史系列研究”相同。简言之，我从 Joyce起步，随后是现代主义文学，再到英国小说，最后是专史研究。我目前还在做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们上外英院英美文学研究第一个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是对接习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系统研究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沿革。

李维屏教授博士论文

李维屏教授部分著作

目前，我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近几年来，我担任英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外语学科学术委员会主任，深知学科建设任重道远。上外的外语学科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地位，是学科发展的风向标，对全国的外语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二、我国“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外语学科发展。在我的建议下，2017年3月学校成立了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上外是理事长单位，我是这个联盟的秘书长。为了引导我国外语学科“分类建设，特色发展”，“外语学科发展联盟”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即“师范类院校委员会”，“理工类院校委员会”，“财经类院校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联盟”还建立三个学术研究委员会，即“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委员会”，“语言学跨学科研究委员会”，以及“外语教材与课程建设委员会”。

三、上海市外国文学学会的建设。上海过去是没有外国文学学会的，我想上海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重镇，具有良好的学术传统，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外国文学的专家和翻译家，现在又有很多优秀的学者。于是，2017年3月，我们申请成立了外国文学学会，旨在为上海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一些贡献。

四、《英美文学研究论丛》（CSSCI集刊）的建设与发展。我自2005年起担任《论丛》主编，在编辑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这本我国唯一专门发表英美文学研究成果的刊物已经在学术界有了良好的学术声誉。

李维屏教授办公室“中国高校外国语学科发展联盟”铜牌

李维屏教授办公室“上海外国文学学会”铜牌

采访组：您认为目前我国外语学科建设和外国文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对于这些问题，能谈谈您的见解吗？

李维屏：首先我要谈的是新时代外语学科的作用问题。我觉得我们要树立“大外语”的概念。这不是像我们高校以往的大学英语的概念，“大外语”是要走出原来的一亩三分地，要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国家现在提倡的“一带一路”，中外人文交流，“讲好中国故事”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些都需要外语学科参与建构。过去外语学习强调的是外语的工具性和应用性，而忽略了其人文性和创新性。在新背景下，外语的学习与研究就不只是教学生听说读写，做选择题了，这是远远不够的，新时代外语的作用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外语专业的学生需要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这样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大外语”能使我们的外语学科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比其他学科更大的作用。我们的高校应该把外语的内涵做大，把它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此外，我们培养人才的水平和质量需要有新的高度。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学科建设，我们的外语学科会步入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阶段。

采访组：您目前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即“英国文学的命运共同体表征与审美研究”，您是如何看待这个课题的？

李维屏：我设计这个课题，因为国家很需要这种研究。我们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对国外的命运共同体有所了解的。其实，命运共同体早就存在了，经典文本中有很多关于共同体的书写，但不同时代的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诉求以及不同的利益链和价值观，比方说，有的共同体是由经济利益维系，有的是一种家族关系或血缘关系，而有的则是政治因素。有时，共同体会是虚构或想象的，如“乌托邦”便是一个幻想的共同体。16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就有这样的一种幻想。因为对现实不满，人们就会追求理想中的共同体。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共同体，到了20世纪，西方社会危机四伏，问题更严重了。尤其是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整个的价值观裂变了。同时，在机械文明的阴影下，普通百姓非常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异化感。我们不难发现，现代英国文学史上以共同体为表现对象的作品日益增多，如中产阶级共同体，现代女性共同体，知识分子共同体等，各自有不同的诉求。
随着时代的变化，共同体的追求、价值取向以及组织形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作家的创作，也影响了读者的审美。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

采访组：您一直都有着坚定的信念。但如今青年学生相较于您那时候的经历，遇到的诱惑或挑战更多，您对现在的青年学生有哪些建议？

李维屏：一个人的理想信念很重要，如果一个人要发展，必须要有一种精神力量，这就是理想信念。尽管现在的青年人跟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事情不一样了，但还是要有理想信念。如果一个人缺乏方向，没有理想的话，那会很糟糕的。有奋斗目标，就会有追求，有奔头。我觉得如今的青年人要知道，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但他们有时候还会抱怨工作难，房价贵，压力大，但他们也需要想一想，这些所谓的压力，同当年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所面临的困难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现在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年轻人一定要融入时代潮流，砥砺前行，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我要强调的是，从事人文学科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人，既要有家国情怀，也要懂得人生的意义，重视生命的价值。年轻人应珍惜当下，发奋学习，执着追求事业，立志成为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