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谢克曼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次采访。在对话开始之前，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吗？

谢克曼教授：大家好，我是兰迪·谢克曼，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教授一职。

记者：首先，请问谢克曼教授，您能否就当前美国在培养青少年及年轻人方面所采用的人才发展战略，分享一些您的洞见与思考？

谢克曼教授：当然，我很乐意。在美国，科学竞赛作为高中生的常规活动会受到很多关注。我从小就有机会参与许多科学探索。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年轻的学生们可以通过科创展这样的平台，展示自己的个人项目设计，并在学校社区中进行交流。这种比赛通常会有一些奖励措施，以激励学生们积极参与。

经过多年的发展，类似这种科学竞赛已经很有规模。学校的优胜者可以晋级到地区赛，地区赛的佼佼者则有机会进入州级比赛，甚至是全国性的竞赛。值得一提的是，华裔美国学者钱永健，他的家族与杭州有着深厚的渊源。他在16岁时就脱颖而出，赢得了最高荣誉。他是一个天才少年，并且后来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虽然赢得科学竞赛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诺贝尔奖，但它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能够鼓励那些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孩子们，积极地进行科学探索。

至今，这种科学竞赛仍然在美国很受欢迎，我也有幸被邀请担任过其中一些活动的评委。我认为，这样的模式完全可以在中国推广实施。也许中国已经在某些地方开展了类似的活动，但我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其组织性和影响力。因为这样的活动能够真正激发孩子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好奇心，让他们摆脱传统的教师、教科书和课程的束缚，鼓励他们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无疑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记者：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关于医学领域人才培养的问题。在您看来，要培养出优秀的医学人才，哪些关键要素是不可或缺的？

谢克曼教授：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特别是在我执教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些有志于医学的学生在完成大学学业后，通常会选择进入医学院深造。这种模式与美国的教育体制紧密相关，学生在大学阶段广泛涉猎各种学科，随后再专注于医学领域的学习。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美国的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是分阶段进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大多数对医学感兴趣的学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医学预科生”，会积极寻求在科研实验室的实践机会。这样的经历让他们能够亲身参与专业水平的科学研究，从而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在我的实验室里，就一直有许多本科生积极参与其中。即使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一个能够发表的研究项目，但这种经历对他们来说依然是非常宝贵的锻炼自我的机会。同时，这对于我的高年级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机会，他们可以学习如何指导年轻人进行科学研究。

在我的实验室里，目前有八位本科生。他们的参与确实让实验室的工作节奏更加高效。不过，我坚信，即使对于那些最终选择进入临床实践而非科研道路的学生来说，这样的实验室经历也是极其宝贵的锻炼自我的机会。他们能从中深刻体会到，发现新知识并最终整理出足以发表的研究成果，需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努力。这个过程充满了挑战，但我认为，临床医生同样应该拥有这样的体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并珍视那些最终应用于临床的科研成果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记者：当然，接下来我想问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您是否与Z世代有过合作经历。不过，看您之前的描述，我想以您的经历毋庸置疑是有过很多相关合作。

谢克曼教授：确实如此，我与Z世代有着广泛的合作与互动。在我的实验室里，就有不少他们的身影。除此之外，我还负责教授大一新生的课程，这些学生通常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我为他们开设了一门新生研讨课，课程内容紧密围绕我的研究领域展开。同时，我还给大二的学生上课，他们现在大概十八九岁。我教授的是生物学导论，这是一门非常受欢迎的课程，每次上课都有六百多名学生参加。因此，可以说我与Z世代有着非常丰富的交流和合作经验。

记者：确实，在您的观察中，Z世代是否展现出了一些独特的优势或特质，这些特质有助于他们在未来的科学技术研究中脱颖而出，甚至成为该领域的佼佼者？

谢克曼教授：我接下来要谈的并不仅限于Z世代，实际上，这些特点在年轻一代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年轻人通常拥有更高的技术适应性，他们的思维更为敏捷，学习新事物的能力也更强。对于新的技术发展，或是那些我可能不太熟悉的新媒体形式，年轻人总能游刃有余地应对。这些技能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比如访问网站、熟练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相比之下，我可能会显得有些笨拙，但他们却能迅速掌握。当然，每一代年轻人都会拥有更多的技术优势。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在科学和学术领域，我们现在更加接受男女在职业抱负上的平等。回顾我多年前在伯克利大学任职时，教职工中几乎看不到女性的身影。而在我们的研究生项目中，博士生阶段已经实现了男女平等。但遗憾的是，女性往往会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退出，未能晋升到更高的教职工位置。幸运的是，人们已经开始非常努力地鼓励女性担任更高级别的职位。虽然这个过程进展缓慢，但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到现在，我们甚至不需要刻意去推动这一点，因为在我的系里，我们在招聘时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男女平等。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刻意为之，而是现在有更多的女性真正想要追求独立的职业生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男性也必须更愿意承担起家庭责任。因此，当夫妻有了孩子后，男性选择从工作中抽出时间，休公休假或请假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就像女性一样，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这种变化使得人们更加平等地尊重女性的职业抱负。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这一目标，但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趋势不仅适用于Z世代，也适用于比我年轻的一代，并将一直延续下去。

记者：确实如您所言。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第四个问题。作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您的团队中肯定汇聚了大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操持着不同语言的人才。您对于英语在科学领域作为通用语言和主要工作语言持何种观点？在您看来，英语又是如何在科学研究中推动跨文化交流的呢？ 

谢克曼教授：我觉得很幸运，英语是我的母语。对于英语之外的语言我学习起来不那么自如，我在大学期间学习德语就非常吃力，所以英语对我来说是一个优势。所有来我实验室的外国人，包括很多中国的研究生和博士后，都必须说英语。他们知道他们必须用英语撰写论文，而有些人对于英语的掌握比其他人掌握得更好。他们都渴望掌握好英语，无论是写作还是口语。所以，尽管有一些中国学生会在我的实验室里用普通话交谈，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会说英语。

 记者：好的，下面是最后一个问题。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开始显示出取代人类译员的巨大潜力。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医学界过去相对严重地依赖语言工作者，但许多人认为这种情况很快将不再存在。那么，您认为翻译教育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以更好地帮助未来的医学研究，并跟上医学领域的进步？

谢克曼教授：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已经在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我所专注的生物学研究中，人工智能在协助科学家解析庞大且复杂的数据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数据集往往难以仅凭人力进行解析。至于语言方面，我设想那些在英语表达上可能不那么自如的人或许会借助人工智能来辅助他们撰写学术论文，这无疑是可行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完全取代人类的交流。这些人仍然需要开口说话，需要与他人沟通。我认为，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学习英语，将其作为沟通和教学的通用语言，那将更为有益。我并不认为计算机或人工智能在短期内能够取代人类声音在教学中的地位。我深感担忧的是外国学者可能会过于依赖人工智能而忽视了对英语的学习。尽管我无法准确预测未来，但我坚信，语言、翻译和语言教育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重要地位。可能会有人选择用他们的母语进行私下交流，但在全球学术交流的舞台上，英语仍将是不可或缺的沟通工具。